9.“过犹不及”与“中庸之道”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第4章点出“过之”与“不及”，自然就会让人联想到《论语》中孔子对于子张、子夏的评价。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并指出“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句话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一般把“中”简单理解为在“过”与“不及”两端进行权衡折中，然后取一个“中”。其实，这误读了“过犹不及”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为“至德”，不是方法与原则，“中”不能向外求索，不是面向事物落在数量上去求一个“中”。
通常人们总是先设定一个“中”，以“中”为标准而判断“过”与“不及”，或者先确定“过”与“不及”之两端，然后去寻求一个“中”。
然而，此种意义上的“中”，只是一个抽象的点。如此去思索中庸之道，只是穿凿用智。而《中庸》所谓“中”，却是最高最圆满的德性，致广大而尽精微。
只有对有限事物来说才会有“过之”，对于大本之“中”而言，无所谓“过之”，只有“不及”。且中庸之道精微至极，率性而为却时措之“宜”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既然“中庸”是内在的德性，而不是外在的规范，故不须勉强，更没有丝毫造作与凑泊。
回到《中庸》第4章，对于“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暂且把愚者与不肖者之“不及”搁置一边，如何理解“知者过之，贤者过之”，这是解读本章义理的关键。
“知者过之”，须深思，知者之“过”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知者之“过”恰恰是因为知者之“智”还不够大，具有大智慧就不会“过之”。如《中庸》第6章曰：“舜其大知也与”。孔子赞美舜之大知，“大知”即是“仁”，自然契合中庸之道，不会“过之”。
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中庸》所谓“知者过之”，在于自私用智、穿凿用智，以致“道之不行也”。如果知者用智如“禹之行水也”，就不会“过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所谓“贤者过之”，在于贤者之“行”往而不反，不能做到行著习察，以致“道之不明也”。
如果仅从文辞上推敲本章，“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的结果应是“道之不明”，“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其结果是“道之不行”。
司马光因此认为“道之不行也”与“道之不明也”，“行”与“明”字应该互换，但朱子指出“此正分明交互说”。其实，“道之不行”与“道之不明”分别与“知”“贤”交叉搭配，正体现了知行合一。
孔子曰：“知者利仁”。“知”向“仁”上去跃迁，可避免自私用智，就不会有“知者过之”，“知”合于“仁”，此“知”即是“行”。
贤者行之著而习之察，行自慊于心，也不会有“贤者过之”，此“行”即是“知”。
《大学》首章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果仅仅区分内外本末，知道先后终始，那么，对于这句话并没有真正领会。
要区分本末，又要实现“本末一贯”，区分终始，又要贯通终始，这才是《大学》所要表达的意思。“本末一贯”“原始反终”，说的是内在的德性，而不是看问题的方法与原则。
同理，“过”与“不及”，也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端，在向中庸之道进发的过程中，这对立的两端是相互过渡而不断转化的。
以中庸之道来审视“知者过之，贤者过之”，“过”本身即是“不及”，换言之，因为其德性之“不及”，所以才会“过之”。明白这一点，那么，要实现“中”，决不是向着愚者、不肖者方向退缩而求一个“折中”，而是向着大知、大贤方向继续进发。唯如此，才是求“中”。
无善无恶不是“中”，《大学》曰“止于至善”，即是《中庸》所谓大本之“中”。庸庸碌碌、折中、保守，不是“中”，日日新，又日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才是求“中”工夫。中庸之道本来即蕴含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