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这件事在当时的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且不论他说的对不对，但就黑格尔来说提出这种论调是很正常的，毕竟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被称为“哲学终结”的哲学大师，读了东方的学术著作，不论是否读懂总应该做出一番不失大家风范的评价才是。
诚然，学术批判是没有问题，因为批判和否定别人也正是做学问的一种思路和方式。
但问题来了，一般来说想要批判一种学说，至少要把它的整个体系了解全面。
否则学术交流便如浮皮瘙痒一般，不达根基，流于表面，反容易制约了学术发展。
那么黑格尔真的读懂了中国思想吗？再进一步说，黑格尔的批判有道理吗？
至少在我看来黑格尔既没有像那些支持黑格尔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对中国思想进行了合理的划分，但也没有反对者说的那样对中国思想完全不懂。
黑格尔的这次批判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对思路。
下面我们就来利用黑格尔的这个引子，来简单理一理哲学思想在东西方的盘根错节。
首先，有一点要先明确，所谓“中国没有哲学”并不是黑格尔亲口所说，而是有人说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
俗话说三人成虎，但凡话过了一嘴就是要变味的。
真实的情况是黑格尔曾将中国和印度的哲学临时归纳为“东方哲学”，其目的是为了与古希腊哲学为根基的“西方哲学”进行对比。
他认为“东方哲学”尤其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仅仅是一些停留在表面的零散的伦理学观点，并没有上升到“西方哲学”中那样纯粹的高级精神形态。
所以他便又转而将所谓“东方哲学”剔除出哲学梯队，认为东方的思想文化是低于哲学层面的，是通往哲学层面的中间阶段，是预备形态的哲学。
这就是黑格尔批判中国思想的原本思路。
这里让我们也发挥一下批判精神，去思考一下黑格尔的这种思路正确吗？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黑格尔所信仰的“哲学”到底是什么？
“哲学”一词人人都懂，但若想要个解释，恐怕大部分人都难以给出。
哲学英文philosophy，这个词是philo与soph的组合，即爱与智慧。
所以其实所谓哲学，即是爱与智慧的组合。
而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如下的思考历程，起初人们对于身外之物的存在充满疑惑，即世间万物都是什么？是如何存在的？而存在本身又是什么？
这就是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即“本体论”。
而在对于“本体”存在的探索中人们渐渐发现，对于任何“存在”的思考和探索，似乎最终都不免绕回探索者自身的精神统摄下，于是“存在”本体便与“精神”本体自然而然进行的绑定。
这就直接导致了笛卡尔的观点的诞生，即“我思故我在”，也就是只有意识精神的存在，才可以证明万物的存在，这就是“认识论”的早期形态。
但尽管笛卡尔用精神证明存在的哲学逻辑是成立的，但他却没有办法证明外部世界就是绝对不存在的，所以“二元论”也就诞生了。
当外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存在问题上就出现了很明显的矛盾，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独断，那就是人除了自己精神能够可知以外，其余的一切都无从可知。
但如此独断便又出了疑问，如果说一切不可知，可我们已知晓的又算是什么呢？
所以在“知”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探索，也就是康德一直在思考的“知的规定性”，而且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出结论。
于是在这个哲学发展陷入困境的时候，黑格尔的辩证法出现了，辩证法就如同针线一般将外部世界与精神本体巧妙缝合。
即不全然钻入精神世界中原地打转，也不至精神以外的存在于不顾，似乎全盘融汇了“存在”于“认识”间的种种矛盾。
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虽然解决了前人诸多的哲学矛盾，但若是真正退回西方哲学的根源位置重新审视，黑格尔便似乎是在前人对哲学本体与认识研究的基础上强行穿凿附会的“投机者”。
他不过是运用思辨逻辑在纯粹的精神与全部的外界存在间巧妙的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关联。
可以说他既没有解释的了存在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解释精神本身是如何存在的这些根源性哲学问题。
所以如此来看，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又当如何归类呢？
产生了这个疑问，我们便可以将西方哲学暂且放下，反过头来回顾我们所谓不是哲学的中国思想是怎么回事了。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有一点是绝对一致的，那就人们都曾经思考过“本体”与“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二者是哲学思考的最初基点。
东西方的思考者们从同样的基点出发去思考，却在思考的方向上产生了分别。
总体来说，西方的哲学家们有一种不达终点不罢休的精神，从所见所思中归纳，一心朝着万物的根源、宇宙的本体进发。
而中国人相比之下则要务实的多，“本体”这种东西预设一个就好了，比如说“道”；“精神”这种东西如何存在不重要，暂且起个名字叫“性”好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宇宙的本体和精神的本源到底是怎么回事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能够对我们人产生什么作用。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从刚一开始就将“人”放在了核心位置。
比如《周易·系传》开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有了，男女也就有了，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人，这就是天地人“三才”。
这天、地、人就包含了西方人苦苦总结的整套存在系统，那么存在的问题明确了，接下来要干嘛呢？
孔子讲：“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一句就说透了人存在的根本价值，“参赞”就是弥补、完善。
如果“整个存在系统”中没有了人，那么天地便不存在什么完善或不完善，一切自然而然。
可偏偏“整个存在系统”中还有一个我们人存在，那么对于人来说，天地可就不完善了。
孔子讲：“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天地间有四季更替，夏天酷暑难当，冬天天寒地冻，时不时还要刮风下雨。
面对这种情况人怎么办？
于是人们学会了用火来取暖，学会了做衣服、盖房子。
所以人存在的根本价值就是活下去，而活下去就离不开“参赞”天地之间的不完美。
从中国思想的视角出发去看西方的哲学家们也着实可笑，身为一个人的存在，不去关心自身的价值，反去对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本体刨根问底，如此求知是否走错了方向呢？
而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切存在与精神的本源真的在那么“高”的不切实际的地方吗？
这里我们再看我们本土的道家思想怎么说，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非常接地气，人生活在大地上，最直接接触的就是大地，所以顺应、效法大地去生活。
大地在天空笼罩之下，依据天空日月、寒暑、雨雪的规律运转。
而“道”我们前面说了，人为预设的形而上的本体，万物都是在这个“道”的推动下运转的。
而最后一句，就真的揭示出本体“存在”的根源了。
什么是“道法自然”？
“自然”可不是现在所说的“自然界”、“大自然”，而是一切自然而然的存在，人就是人，石头就是石头，花草就是花草，还有什么需要探寻的根源吗？
存在就是根源。
这就是中国思想中的“本体论”。
那么我们再看“认识论”，前面提到过，中国人对于精神、意识叫做“性”。
当然中国人所说的这个“性”远要比西方人所谓的精神要复杂的多，若非要类比则大概还要包含西方人的“意志”、“感知”等等方面。
孔子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开篇也写到：“天道之谓性。”
“道”或者说“天道”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人的意识和精神是哪来的，是“本体之道”在人这个个体存在上的具体体现。
如此一来，存在与认识就这么成为了一码事，并且丝毫没有不和谐感。
为什么西方的哲学家们始终想不通存在和意识之间的联系，搞出什么“唯心”、“唯物”、“二元论”等等，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人这个确确实实存在的因素。
人是精神的载体，而存在本身也是因人而产生意义，这么简单的道理西方的哲学家们就是想不通，或是不愿接受，非要将二者分开单独研究，愣是将思想自我束缚了近两千年，直到黑格尔的出现才算勉强给他们松了松绑。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人向来务实，总结存在与精神的关系，其目的自然是要为我们人自己服务的，于是中国特色的伦理观也就诞生了。
《中庸》讲：“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外国的哲学家毕生都在追求世界的本源在哪里，而中国人早就知道世界的本源就是自我最原始的本性，所以中国的思想家毕生都在追求让人能够找回原本澄明清净的心性本源，并希望能够依照这种心性去面对外界事物。
这与佛家的观点非常相似，这也是佛家思想作为外传思想能够在中国本土开花结果而在西方则不行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很多西方人比如黑格尔也是如此，他们读过儒家《论语》等著作之后总觉得是零散的伦理道德说教，没有什么学术价值，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些道德观念背后真正的哲学根基。
所谓“道德”，德是由道而生，之所以有德恰恰是因为有道，并且二者处于完美融合的状态。
而再看西方的伦理观，虽然也有中国或印度佛学中关于善恶、欲望方面的描述，但缺少存在与精神相关联这样的强的根基做支持，便始终是在走极端。
比如希腊和罗马式的极度纵情享受，再到后来基督教的极度禁欲主义。
再有对于现代西方人常拿来大搞意识形态分裂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前身是强调人意志自由的存在，这种自由是选择善恶的自由。
否认意志自由的存在，很多人便以自己没有自由意志为由为非作歹。
而相反强调存在意志自由，便又容易引发自以为是的“自私主义”，这就是西方价值观的根源。
所以在伦理观的方面，西方与我们中国相比，恐怕是要逊色很多了。
所以，若按照哲学一词的英文本意来看，我真的不知道中国的“人伦大道”哪里不符合“爱与智慧”的学术主题。
最后我们再回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来，什么是辩证法？
其实就是一正一反来回转圈的循环论证。
当人与外界存在所接触的时候，往往会分为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本能性反应，就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外界存在之后不需要意识思维参与便自动产生反应的环节，西方喜欢称之为“感性”，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也可勉强归为“先天之性”之中。
而在这个本能性反应之后就轮到纯粹的精神去与完全的客观存在所碰撞，去寻求一个合理兼容的角度，这个过程就是西方人说的“理性”，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后天之性”。
而辩证法的诞生就是这个“理性”或“后天之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们长期与外界事物接触的时候会发现，事物一般都是有两个方面，而选择任何一个方面结果往往都不是太好。
随着久而久之的归纳，人们终于明白了，通过探寻两边而找到中间的位置，便是精神与存在最兼容的切入点，于是辩证法也就诞生了。
请问，这种两边不执而取中的思路是否觉得眼熟？
没错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中庸之道”。
黑格尔总结归纳辩证法的时候正值我国清朝嘉庆年间，而《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时间相差近两千年，而且在子思之前，我国的《周易》、《道德经》等经典中便已经大量使用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了。
而从运用角度来看，黑格尔总结归纳辩证法，马克思将其改造成唯物辩证法，而列宁又强调要客观运用唯物辩证法，那么到底怎么才能做到客观呢？列宁言尽于此。
于是“主观”的毛病让学习辩证法的人们吃足了亏。
其实这其中的门道在我们国家两千多年前的《大学》、《中庸》中就有着详细记载。
比如《大学》中“知、止、定、静、安、虑、得”的七证功夫，人不用七证，但凡能做到“止”，欲望和念头都止住了，也就多半不会犯“主观”的毛病了。
所以既然辩证法运用的主体是人，那么便始终绕不开人对于自己心性的掌控问题，这就必须回归到儒家的修身学上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代中国人能够把唯物辩证法运用的炉火纯青，因为这些思想和观念早就伴随老祖宗的教导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了，无非是随着时代的变革“换换新装”罢了。
所以综上，我借黑格尔的批判为引子来浅谈了一些我对东西方哲学的观点。
此处我无意贬低西方任何哲学思想，也不是在吹捧国学文化，只是希望把它们摆回正确的位置上。
近代以来我们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深刻，对于祖先的优秀文化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