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慎恐惧”是贯穿于周恩来的漫长政务生涯中的一个意识中心，它支配着周恩来始终保持审慎务实的精神，是周恩来人格魅力中极为闪光之处。同时，周恩来对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及其相关的问题，作了大量的阐述，对于当前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 “戒慎恐惧”，语出于《礼记·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朱熹对此作了阐发和引伸：“所不闻，所不见，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乐未发时。凡万事皆未萌芽，自家先凭地戒慎恐惧，常要提起此心，常在这里，便是防于未然。”①朱熹说的意思是，戒慎恐惧是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 戒慎恐惧与谨慎相联系，包含有小心、慎重，不轻率等含义。古人讲谨慎，主要指谨言和谨行，强调言语的恰当，行为的正确，做到言行的恰到好处与合乎情理的统一。因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之一，人在言行之前充分考虑言行的前因后果，就会减少失误和挫折。如果不深思熟虑，不计较后果，而是信口开河，轻举妄动，就会言所不当言，行所不当行，不但会常犯错误，甚至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追悔莫及。但是，谨慎过头可能导致懦弱，造成言行的谨小慎微，事事缩手缩脚，畏首畏尾，这显然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不可取的。恐惧也有两重性，它既有调节人的不良行为，使之遵循道德规范，作为人内心的精神法庭和理性之舵的重要作用；又有可能导致惊慌失措，丧失自我控制能力，造成行为胆怯的消极一面。大概古代哲人也看到了谨慎和恐惧的这些特点以及戒慎恐惧容易使人产生歧见和误解，所以提请人们注意：“也不须得将‘戒慎恐惧’说得太重，也不是凭地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见他说得此四个字重，便作临时惊恐看了。”②可见，古人讲戒慎恐惧，是主体对道德的一种高度自觉。是主体时时处处按道德准则办事。言行上省察克制，不放纵自己，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处世接物，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严谨的作风。戒慎恐惧不等于懦弱和胆怯。戒慎恐惧着眼于行为的合理性，对合理的行为敢说敢为；懦弱和胆怯丧失言行的合理性，是对合理行为的回避和逃逸。不少先哲既提倡谨慎，又主张果敢；既反对冒失，又反对懦弱胆怯，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今仍不失其重要价值。 二 “戒慎恐惧”这一传统道德命题，对周恩来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但是，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政务生涯中，对戒慎恐惧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把握，并且充分开掘和发挥了戒慎恐惧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戒慎恐惧思想。 (一)戒慎恐惧主要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戒慎恐惧，古人看重的是个人主体高度的道德自觉以及自省、自察和自我约束。在周恩来看来，戒慎恐惧不仅仅是主体的道德自律，而主要还在于它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领导者在工作实践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准备。年，周恩来在中共南方局所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中谈到“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就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以后，他多次谈到“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我们要有临事而惧的精神”等等，都是强调领导者在工作实践中要保持一种戒慎恐惧的精神状态，使自己能以更清醒和理智的状态面对和处理各种复杂纷繁的问题。这样，戒慎恐惧这一富有道德色彩的命题，被赋予了浓烈的方法论涵义和方法论意义。领导者在处理政务要事、确定重大决策时，必须瞻前顾后，慎思慎行，“做到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③决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一时冲动就轻率地盲目行动。有的领导者自以为是，盲目莽撞，不经过深思熟虑就轻举妄动，结果是做了糊涂事，当了糊涂“官”。 戒慎恐惧，还要求领导者要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要月晕知雨，础润知风。”④做到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始终掌握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周恩来自己正是善于从事物变化处于萌芽和苗头状态时，就适时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和决策，从而使自己的领导处于一种高屋建瓴和游刃有余的佳境。 领导者的戒慎恐惧，不仅在于它是一种事前的审慎和对问题观察、思考的周密细致，而且还体现在它对于整个工作过程中的严谨慎密。周恩来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政务活动中，都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严谨慎密的工作作风。他对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作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事实上可以作为他的一生颇具特色的工作风格的概括。 强调领导者的戒慎恐惧，是否会导致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勇气不足呢？周恩来对此明确回答：戒慎恐惧“不是后退，不是泄气。”⑤差不多与此同时，他在审改中央批发的一个报告的批示中，针对如何面对困难时又提醒人们：“充分地估计困难，有准备地应付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困难都认真对待，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在最大的困难面前也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尽最大努力，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去克服困难，这是真正的勇敢，是革命家的气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唯一正确的态度。⑥这既是周恩来对戒慎恐惧所作的正确阐明，也是他一生不避艰险，顽强进取的真实体现。 (二)戒慎恐惧植根于领导者对党和人民享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之中 邓颖超同志在周恩来逝世后同周恩来身边人员和亲属的谈话时说：周恩来“一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的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确实，在周恩来看来，领导者的职位越高，越是面临重大问题，肩负的责任越重，就越要勇于对自己的行为和后果负责，越要戒慎恐惧。对于“解决几亿人民的温饱”，使人民富裕起来的经济建设问题，周恩来总是抱着“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的心情。在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林业和水利事业，他一再告诫“再不能慷慨地破坏自然，对此要慎重，林区开荒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通。”“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也要说你。”因此，“要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中国进入联合国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为国内工作需要花很多力量，参加国际活动还没有准备得很好。”“二十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周恩来在长期的政务生涯中始终戒慎恐惧地工作，保持一种审慎务实的精神，是由于这种精神是深深植根于他对“民生温厚，衣食丰足”的切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