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中庸一定要读还原本》一发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中，针对文章中把“知耻近乎勇”还原为“知耻近乎义”，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莫非《论语》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要改为“义者不惧”？
那么，同样是知仁勇，在《论语》和《中庸》里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又有什么不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里没有具体的语境限制，而且完全符合众人对于知、仁、勇的理解，是普适的真理——本来嘛！不惑才算知，没有担忧的才称得上仁，不害怕的才叫做勇，知、仁、勇都是名词，放在一起来说，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而在《中庸》一文中就不同了。
首先，文章的标题是“中庸”，文章一定是以中庸为中心思想的。所以，文章中的所有句子都是为论述这一中心思想服务的，凡是不符合这一中心思想的，都不可能出现在文章中。这是大前提，是基本要求。
其次，勇，在孔子中庸思想体系中，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更不是核心概念，只有在面对知仁义且必要的情况下才需要它，是有条件的。通过《论语》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孔子反对以勇为先，强调只有与义结合的“勇”才有价值，倡导见义勇为。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所以，对于子路的勇，孔子多次提出提醒和批评。因此，知仁勇三个概念——请注意，是概念而不是名词——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体系中，不是一个层次的。勇，属于次级范畴，与知、仁、义不在一个层次上，只是在领悟与践行知、仁、义的过程中才用得上。因此，在中庸体系中，不存在勇与知仁义并列的可能。这与《论语》中泛泛地解释知、仁、勇三个名词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再次，为什么《中庸》里应该是“知耻近乎义”而不是“知耻近乎勇”呢？一方面，知耻与勇并无必然的联系，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勇者未必知耻，知耻者未必勇，因此，“知耻近乎勇”的说法并不成立。另一方面，前面说了，在孔子中庸思想体系中，勇与知仁义不在一个层面，不可能相提并论。
事实上，知仁义是孔子中庸思想体系中并列的三个核心概念，知是基础，是前提，仁、义是不同纬度的追求目标，仁侧重为人重情，讲人性，义则侧重处事适宜。因此，在《中庸》一文中相提并论的，自然应该是知仁义。
而要做到知仁义皆依靠行动去实践，践行知靠的是好学，践行仁靠的是力行中孝，践行义靠的是知道什么是可耻的行为，只要知耻——以不亲亲也就是不为家人考虑为耻、以不泛爱人也就是不为他人考虑为耻，以不知大义也就是不为国家社稷考虑为耻，当家人、他人、国家民族的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以不顾大局为耻，那么，就接近于义了。因此说，知耻近乎义。
最后，我们在解读古代经典的时候，当然需要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但切勿把胡乱联系与普遍联系混为一谈。
什么是普遍联系？
普遍联系是事物的固有本性，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把辩证法规定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页)。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唯物辩证法所坚持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以承认事物之间确定的界限为前提的。因此，对于同样的文字必须考虑其具体语境，如果只因为长得一个模样不管其语境有何不同就拿来套用，那就成了胡乱联系了。
事实上，在解读古籍经典的过程，有太多的解读都是脱离了具体语境的胡乱联系，以至于许多解读完全偏离了文字原意。当然，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些都不是解读者的能力问题，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故意胡乱引用，借用其他经典来误导民众的，其目的就是愚弄百姓，让百姓变得糊涂愚昧，以便于统治。
然而，虽然故意愚弄百姓的统治阶级早已垮台，但许多人却自己钻进错误的逻辑里走不出来，以各种理由维护那些被篡改的经典，将显而易见的错误视而不见，反而是学着篡改者的样子开始东引西借，试图说明这些经典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可见那些封建皇帝的御用文人的篡改，对于后世的影响之深远，可知要改变这种状况，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因此，以《论语》中的“知仁勇”来理解、对标或更改《中庸》里的知仁义，或者以《中庸》里的知仁义去理解、对标或更改《论语》中的“知仁勇”，都是脱离了具体语境的胡乱联系，违反了普遍联系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