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的汉学观点在同治时期风靡一时，在苏州书院的冯桂芬却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看着他设法要清除的积弊仍在盛行。年冯桂芬送给曾国藩--份手稿，要求曾国藩作序以示费同。曾国藩看了十几篇文章后发现他的主张实难付诸实施，所以直到年收复南京以后才答复。
但曾国藩确实把冯桂芬全部(或几篇)文章的副本送给他的朋友、博学的军机大臣李棠阶。李棠阶给军机处同僚的一份帖子只提到了冯桂芬建议中的一个问题，即以有功名的人取代京畿各部胥吏的可取性。但他指出，“然非朝廷彻底盘算，握定主意，不为浮议所淆夺，则必不能行”实际上冯桂芬很谨慎，未发表他的《校邠庐抗议》，他在此后的有生之年除了在书院讲授经史外，主要对语文学和西方数学(根据当时能得到的中文译文)进行了专心致志的研究。
只是在他年去世以后，他的几个儿子才决定将《抗议》一书中比较不招物议的一半连同他的其他著作一起付印。《抗议》的全文到年才发表，但是即使在那时，他的较重要的建议也未被最讲经世致用的学者们予以认真采纳。
当冯桂芬和陈澧在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方面发生分歧时，活到19世纪70年代的曾国藩却信奉另学术重点。甚至在忠君之士中，他晚年也看到过丑恶，还被迫作出过许多安协来获取来之不易的胜利，他又恢复了原来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的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
年8月他任直隶总督时，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开列了当时最讲中庸之道的学者们公认的四门学问：(1)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2)考据；(3)辞章；(4)经世致用之学(经济)。但曾国藩着重指出，一定要把个人以全部才能献身于维护“伦纪”的行动看得比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更重要，而这种献身行为只有通过立志和居敬，通过履行程朱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说：“有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陈澧主张通过汉、唐、宋代的注疏研究经学：曾国藩则不同，他宁取朱来的注疏以及这位圣人自己的哲学著作。但他不反对那些服膺朱熹学说的人去搞考据或辞章，也不反对为此目的而去研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秦惠田的《五礼通考》:他认为这两书合起来能提供经世致用之学的详尽无遗的明确知识。
曾国藩与冯桂芬不同，他的战时经验使他深感在固有制度范围内进行调整有着局限性。因为这个制度实在根深蒂固，以致它有了礼的神圣性质。但另一方面，由于有了清帝的支持，清政府的措施毕竞全力以赴地使湘军和淮军取得了胜利。曾国藩只有费助把原来的政体全部保存下来的一途。
根据这种情况，芮玛丽的卓见仍会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正是她最终论定，清代的中兴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次巨大努……这个时代的伟人们看到了正在扩大的阴影中的胜利”。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旧秩序在江苏、山东和直隶等省已经明显地恢复。
苏松太地区的“大户”继续逃税；衙役们又活跃于山东，又在包揽税收和中饱浮收；连直隶省在内的小绅士都感到进一步获取举人功名无望，就充当包税人或搬弄是非的讼棍或讼师，与衙役或相勾结，或相倾轧。新的大规模叛乱没有再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已经拥有西方武器的许多省的勇营，甚至重新受训练的绿营军。
同时，由于王朝加紧对官员人事的控制，总督和巡抚曾因设法改进吏治而扩大自己在任命地方官员的作用方面的灵活性越来越受到限制。大半辈子搜罗“人才”的曾国藩在年去世之前哀叹，随着大部分地方恢复了和平，日子比较好过了，可是能够激励真才实学的挑战也不常见了。
他说：“而在上者亦不欲屡屡破格，以开幸门。仍需援资按序，各循常调。”虽然仍须把曾国藩的一生视为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经世致用之学的胜利，但他的成就实际上是由于清帝在战时给予的支持和灵活性才取得的。由于传统价值标准的影响，忠君的士大夫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得不满足于清帝所给的回旋余地。这一事实对冯桂芬等人所提改革根本制度的建议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少数人虽然把注意力转向国际关系和设法获得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西方强国的秘密，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