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四川威远学者李南晖著〈慎思录〉》中体现的儒学思想》
（文章作者：中国法学会唐从祥）
前言：据《通渭文史》记载：李南晖治学严谨，善思慎行，博学多才，精通医术，对易学有深入的研究，三十多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周易》，造诣很深，他反复研究《系辞》，画“太极河洛图”、“八卦大象真图”等挂于住室壁上，日夜玩味推演，终于写出成数十万字的《读易观象惺惺录》巨著。该书图文并茂，名闻遐迩，时人称赞这部书“萃毕生之力成，其胸怀之高旷，志道之恳切，流露于楮墨之间”是“重订周易”，称赞李南晖“学问纯正，践履笃实，治行卓著，大节凛然、生平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实为陇右真儒”。著《慎思录》，分为上、下卷，是对儒家圣人之道的进一步阐述。
关键词：李南晖古代学者儒学学者名人乡贤
前言：李南晖：字仲晦，号青峰，又号西海云樵，甘肃省通渭县城关人，生于清康熙四十八年（），七十岁时引疾卸职，回归故居。清朝乾隆三十年（）出任威远县知县，治县十四载，《清史稿》、《四川通志》、《甘肃人物志》、《威远县志》、《通渭县志》并有记载。在任期间，主持修建了威远县城，治理了清溪河道，创办“青峰书院”，主编了清代威远第一部志书。李南晖熟读《周易》，深晓地理，而且长于诗文、工于书法，为县人留下了为数可观的诗文和书法珍品。著作有《读易观象惺惺录》、《周易原始》、《太极图说》、《慎思录》、《憩云集》、《活兽慈舟》、《活命慈舟》等，其中《读易观象惺惺录》、《慎思录》被国学巨著《清史稿》收录，李南晖事迹亦被《清史稿》载入列传“忠义篇”。先生清正廉洁，把最壮阔的人生时刻，留在了威远这片热土，威远人在境内特意为他塑像建祠，缅怀这位先贤。
首先，关于李南晖《慎思录》上卷：关于弘扬中华“儒学正统”学说的思想
在清·乾隆《威远县志》（八卷·首一卷）：“清李南晖修，张冀儒纂。李南晖，字伸晦，号青峰，甘肃通渭人，雍正十三年（）举人，乾隆三十年（）任威远县知县，此前曾署四川夹江、荣县等知县。”其中较多收载李南珲、张翼儒所著诗文，如南晖的《修城记》、《创置书院学田碑记》，翼儒的《示青锋书院诸生》等。在《礼记·中庸》中原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李南晖先生以《慎思录》以“慎思”为学，亦以“慎思”为政。慎思，学会周全地思考。杨昌浚在《李南晖诗文选集》中言：世运之盛衰，视乎人才；人才之邪正，关乎学术。至其阐道之精实，论学之严谨，与夫指示学者，不外居敬穷理，克己养气，粹然一轨于正，诚祝以羽翼圣教，有功世道。《李南晖诗文选集·序三》中言：”未仕时尝在他郡邑为人作章句师，每自警省，或开导后生。辄举其语随笔笔诸册，示之不敢忘。“可见这《慎思录》与李南晖在未入仕途教书之时的教育心得的汇集。
李南晖提出“尊重师道”是修贤达之道。《慎思录》(上卷)：“天地广大,古今绵杳。贤哲之士,定不虚生于其间。”李南晖在开篇首卷提出，贤良又有智慧的人，不要虚度人生。所有首先要尊师重道：“黄帝师力牧;帝颛顼师禄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武王师太公望;周公师虢叔;孔子祖述宪章,上律下袭,师天地圣人以为学;孟子师子思;周、程、张、朱、邵诸君子之学,莫不渊源有本。”先贤也要拜师，由老师引入大道，所以李南晖言：“生于其后而不得所师,其学问德业何由成耶!”
李南晖尊孔儒之教并提出：“学者不笃信圣贤，便不能有成就。”《慎思录》(上卷)言：孔子一个万世师表的大圣人,《大学》开口,便言“静”字。周濂溪先生一个百世可师的大贤人,《太极图》一篇，便归结在一个“静”字。又曰:“静虚则明,明则通。”今人欲求明求通,总不知在这方寸地上用功夫,所以灵源不凿,无知无觉也。后世人物如诸葛孔明,也是前后无愧的人。观其自言,不过“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其一生得力处,满世界何曾不口里常说这两句。然苟真实领略此味,则自然别是一番境地矣。
李南晖提出：“正直有原则，更要清明廉政。”《慎思录》(上卷)言：学者平日读书时,心眼中无横渠《西铭》意思,溁洄缠纠,如何知得此身与斯世斯民,本相关切。这里一有见地,便自放他不下矣。“直方大”,只是无欲。“气质清明,义理昭著”。古人这八个字,虽百斛明珠,也易他不来。人只不知向这里料理耳!记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这些言语,不是古人说大话。盖必我躬实有清明,然后乃得志气如神。有一分清明,便有一分的效验。有两分清明,便有两分的效验。若到十分清明时，岂有不如神之理?总要自阅历才知耳!“君子以庄敬日强,安肆日偷”,是千真百真的实话。盖庄敬则有所收敛,志以帅气,岂不日强起来?安肆则无所约束,志与气馁,岂不日偷起来?
李南晖提出“人性存在善恶，学以求仁为本。”《慎思录》(上卷)言：“人能体上天生我之意,则天必爱之;不能体上天生我之意,则天必恶之。其爱之则予之以福,其恶之则警之以祸。非天之爱恶人祸福人也,天以无心鉴我之有心,我以有心敬天之无心,则人心即天心矣。譬则人家生数子,父母有爱之者,有恶之者。其爱之者,必其能顺父母之意都也。能顺父母之意,父母自然爱之。其恶之者,必其不能顺父母之意者也。不能顺父母之意,父母自然恶之。于爱之者,多假之以色笑;于恶之者,多赐之以谴呵。父母于所生之子,夫何心哉?皆于己取之而已矣。於戏!可以识上天生人之意矣。”又言：“学以求仁为本。手足不恭,便是我不仁于我之手足矣;耳目不聪明,便是我不仁于我之耳目矣;心思不敬慎忠信,便是我不仁于我之心思矣;四体不端肃整齐,便是我不仁于我之四体矣;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与一切乡党戚属远近之人,我不思各尽其道,便是我不仁于我之伦类矣。故学也者所以学此仁也。学此仁者,所以尽吾性固有之善,而不使之漓也。舍此以为学末矣。”先儒有谓“才有有为之心,虽所行合理,亦是人欲”之说。余谓学者则效前轨,那一个不自先求合理之行入去从有为以几无为一定之理。若持论过高,本未至此,而轻希绝诣,不有躐等之弊,则贻高谈之忧,非矫即诬,为患不小。且无为境地,非大圣人不能。若并以合理者亦谓之人欲,岂不合理者反谓之天理邪?然则先儒所谓有有为之心,盖指有所希冀于人而后为善者言之。夫一有希冀之心,则满腔子已为人欲所塞,行之外者皆为伪举,非饰则诈,又何合理之可言。故必无所为而为之,然后谓之尽其在我。天理人欲之间,总争一念之诚与不诚耳。
李南晖又论古之圣贤大公无私。《慎思录》(上卷)言：“学者所以不得真造圣贤之域者,以有私欲害之也。其所以私欲未易去者,以其不知本来之本无私欲也。其所以不知本来之本无私欲者,以未求放心也。其所以不知求放心者,以其不知主静也。不知主静,则放心不收放心不收,则不能见本来之有理无欲,有善无恶,有公无私。既不见本来为何如景象,所以视贤圣高而视己自下也。若一知主静,静久则放心自收。放心既收,则静久见初心矣。既见初心,则确然信其有理无欲、有善无恶、大公无私矣。然后知千百载上下之若贤若圣,与我本同一性。虽欲不认真做起,真造其域,不可得矣。”又言：“英雄事业,圣贤为之有余;圣贤事业,英雄为之不足。只知终日在英雄本色上用工夫,工夫必欠细润;只知终日在名士风流上着意想,意想定多出入。能改过,则无不善。古人所谓英雄,即浩然之气也,是配义与道者也。后人多误认为任侠,又或降而为粗莽,为浅露矣。古人所谓名士,即出则有为,处则有守者也。后人容误认为矜肆。又降而为声气,为辞华矣。英雄如关寿亭、岳忠武可也名士如诸葛武乡、陶彭泽可也。便于己之事皆欲也,寡欲之念,真不可一刻间断。公即是天理,私便是人欲。所以公私之界,为理欲关头。先儒致知格物工夫,于这里最是用的吃紧。”
李南晖提出：“孟子之学,仁义之学也。仁义之学,天地之学也。”又言：“物之始生,仁也,而向上则似义;物之成实,义也,而下垂则似仁。天地者,仁之至义之尽者也;圣贤者,义精仁熟者也;君子者,履仁蹈义者也;学人者,志仁集义者也。学人有履仁蹈义之思,日在怀抱,则为君子不为小人矣。君子有精义熟仁之功,则可以希贤,可以希圣矣。圣贤尽己性以尽物之性,知明处当,则仁至义尽,如天地矣。故崇效卑法之道,其要在志仁集义。”“君子以道之不明为忧,忧我之不明斯道也。我不明斯道,则我不得与于斯道矣。君子以道之不明为忧,忧人之不共明斯道也。人不共明斯道,是我之行斯道不至也。我之行斯道不至,而使人因以不明,则我犹不得与于斯道矣。能勿忧耶!”
其次，关于李南晖《慎思录》下卷：主张儒家以德礼治世，重用仁义贤良则国兴
李南晖《慎思录》(中卷)开篇：天地以生“物”为心,“生物”非心也。李南晖提出此为天地立心，天地以万物为心，万物以人为心，人以礼义仁德为心。言：“天地之心,于‘生’物上不见得,更于何处见得也。张燕公有‘讲易见天心’之句,燕公其有见乎!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而义,妇顺而敬,民多黄考,物无天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雷霆时而心!风雨调,所谓天理流行也。臣背其君,子违其父,兄弟相尤,夫妇仳离,草木繁,天地闭,贤人隐,所谓人欲横流也。天下不羁之士,不可无好师友。朱子称延平先生道德纯备,学术明道,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尝轻以语人;后世有疑之者,然彼君子儒也。不求知于世,此真能修道者也;未尝轻以语人,此真能凝道者也。必不求知于世,然后可以知于世矣;必未尝轻以语人,然后可以语于人矣。”李南晖举朱子（南宋经儒大家朱熹）赞扬其老师李侗（南宋学者）：“道德纯备，学术明道。”是儒学的大儒。
李南晖论关于“问政”。《慎思录》言：“不和顺于道德,则不能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子程子悟人处也。廓然大公,中也;物来顺应,和也。”“苟无所见,则亦何所见。既有所见,则亦何所不见。”“目黑白分明,其所以能视物者,以黑之精,而不以白之光。故箕子用晦而明。”又言：“《家语》称:孔子弟子盖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而颜、曾、思、孟,后世尊崇为大贤,以配享至圣。曾子作《大学》,子思著《中庸》,孟子著“七篇”,三人各有传述,以辅翼圣经。独颜子默默无所传述,所谓“至德无言”者欤。“问仁”“问政”,与喟然一叹,止寥寥数语。而此寥寥数语者,又皆如烟云缥眇于太空。”夫子“默识”之学,非颜子孰能当之?颜子问“仁”,圣人即语之以“天德”;问“政”,圣人即语之以“王道”。亚圣之姿质德业,可想见矣。
李南晖论“君子与小人”。《慎思录》言：“君子小人,非有甚一定。有半生讲道论德,而一念偶错,一事偶错,即便不得为君子者。有半生存心不甚忠厚,存心不知检察,而一旦奋然有志,翻然愧悔,以自励于君子之途,则亦终为君子矣。惟有过而不知改者,为可惜耳。茂先引《家语》云:’食气者神明而益寿,盖以其清也。’又曰:’所食逾少,心逾开,年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损焉。’此节饮食之道,然真有效验。朋友之道,始难合者,终亦难离。不轻交者,亦无轻绝。惟知朋友为五伦之一者,然后能敬笃终始。无杜伯左儒、陈重雷义、张元伯、范巨卿一流人物,蟠郁胸中,则不知交道之重。道之重,而能全其始终者,未之有也。”
李南晖论天下的“正真人才”。《慎思录》言：“天地间正紧人，大约只有四等:曰圣贤,曰豪杰,曰学人,曰才人。豪杰具学圣贤之才,有其心而或阙于养。学人有学圣贤之志,有其修而或欠于纯。至于才人,脚根便未必尽稳。任道重刚,人理惟潜,而要之非敬义不济。忧患中大能生出聪明,一涉安逸,便自日减,是在觉之速耳。天以闲境予我,是使之知所急也。举目所见之道,道之散见者也。圣贤者,人之天地也。欲寡则事自简,心澹则无不足。梦境不清,便是放心未收之验。黄河之水,源于星海,折于柱,排腾肆溢于徐豫之墟。”李南晖主张：“学而优则仕”，“当大任，非学术不足以济之。”
李南晖儒学思想受薛文清、朱熹、杨时等的影响。《慎思录》言：世界本自坦夷,惟中有欠缺处,则疑物之心易生西河氏“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两言,真是一刻不敢浪过。我辈日日存此肝肠,又何虑放心之难收也。周、程、张、朱诸先生,皆实有得于圣学不传之绪,皆可为百世师。后之狂人,呼之曰宋人,是迂之也。抑知明道立身,修己励俗,天下后世之至不迂者在,有如宋诸先生乎?昔人谓春秋时若无孔子,今人连尧舜也不识了。余谓有宋时若无周、程、张、朱诸先生,今人连孔孟恐亦不识矣。有宋诸先生不欺隐微处,后人真正学他不过,未可议也。继周、程、张、朱之道者,薛文清公也。薛文清公谓“行第一步,心便要在第一步”。朱子谓“存心只是知有自身。如对客但知道我自身在此对客”。这便俱都是须臾不离的工夫,非用程子常惺惺法,何由几之?
李南晖读圣人之学而求圣人之道。言：学为圣贤,须自变化气质人。变化气质,须自惩忿窒欲人。惩忿窒欲,其中莫有一个“礼”字作主,则少把握矣。惟体“四勿”之训,则直捷了当也。气质变化了,其所存便都是天理。后世大儒,皆得圣人之一体,故主静立极。孔子之“静而后能安”也，存诚主敬;孔子之“正心诚意”也,格物穷理;孔子之“致知格物”也,教学者从礼入;孔子之“不学礼无以立”,修身为本也。故圣经一篇中,便成就了多少儒先。学者于圣人之言,能得其一两言,作人德之门,未有无所成就者。又言：有天下国家者,轻徭捐租,省刑薄敛,所以惜民之生也。而天下国家之命脉,即自此培矣。修身之君子,惩忿窒欲,慎言语,节饮食,迁善改过,果行育德,所以爱我之身也。而千秋万世,与天地不朽之命脉,自兹培矣。均之一培养元气,所以存仁之道也。”“天下国家之安危,与一身之安危,无不同者。用贤去邪,则天下国家安;举枉错直,则天下国家危。动念不违天理,则身安;动念便思人欲,则身危。安危之机,总在仁与不仁,善与不善上见分途耳。
李南晖也受“明儒暗道”的思想影响，皆有儒道之学。言：或问“道”,曰:“道存乎虚。”或问“道”,曰:“道存乎实。”或问“道”,曰:“子求之子可矣。”或问“道”,曰:“我求之我可矣。”有虚有实,有人有我,皆是也;无虚无实,无人无我,皆是也。又问所以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旨,曰:道在不言。”四时行焉,天地之正也。百物生焉,天地之大也。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见。”无正则不能大,正则自大耳。羲皇之《易》,自文、周、孔子而后,世人不得见者千有余年。自《先天图》传自希夷,然后人得见之。然且有疑为方士技术者,有疑为造作模样者。彼固不知造化本自然,有一毫不假人力者,又岂方技之所能为耶?《大易》自王辅嗣以来,玩辞玩占之学多,观象观图之学少。故多不能有得于画卦系言之始。“明善”,明在我固有之“善”,“诚身”,诚在我所有之身。须知孔子《系辞》之言,观其象是学《易》第一义,玩其辞是第二层工夫,观其变是第三层作用,玩其占斯最后矣。后世儒者之于《易》,多未依孔子所言,寻下手人门之路,便欲强人化城,其所言安得不多支吾耶!学《易》第一义,自然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如何谓观象为第一义?殊不知孔子谓“象也者,象此者也。”此一“此”字,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一“是”字,盖千古圣贤,至此莫不默喻其微,有不必显为言传者。则观象之学,真学《易》第一义,又非无与是者所及知也。不知我,则不知天地。不知天地,则不知《易》。《易》,则不知道。不知道,则学非其学矣。纲维主宰者,道也。动静、吉凶者,理也。盛衰、消长者,气也。男女、长少者,象也。长短、多寡者,数也。寒暑、往来者,时也。昧于时则无以取数,昧于数则无以观象,昧于象则无以验气,昧于气则无以穷理,昧于理则不足以闻道。道存于默,而时示以显,理、气、象、数,齐昭而并著,则全《易》在我矣。人日以克己为心,则理念渐多,欲念渐少;不以克己为心,则天理渐渐消歇,人欲渐渐滋长矣。此吾身中阴阳一大机括,不可不时加检察也。人知从欲之为甚便,而不知从理之为甚适甚适处,虽有微欲之干,便自不能动之矣。阴阳、昼夜、长短、多寡之数,当权者胜。阴兰候,阳道自然回避退听,不当与之争耳如此。圣门之学,莫重于求仁。惟与颜子说及一复字,其馀多就用处言之。欲使于当躬体验后,知再进一层追求时，然后语之以精微,将性与与天道,始可得闻。然而至者已鲜。故圣人之蕴,未尽发也。
第三，《慎思录》后续，关于李南晖“主静求仁，慎思易理。”的思想体现
李南晖“以身殉职”践行了他的“仁义大道”，也体现了这位学者“知行合一”，是儒学大家的榜样与风范。在《慎思录》下卷言：大中至正之谓道。仁者,此中之天理,天理存而仁存,天理亡而仁亡。如草木之根,其初生不过一线之小,其究千枝万叶,都从这些子上发生出来。真是无中含有,有中更复含有者也。仁者,我之命也。我存我仁,即我存我命也;我戕我仁,即我戕我命也。故君子立命之功,莫先于志仁。夫子言:“志仁则无恶也。”未有不求仁而能知命者,故夫子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终身则自仁其身矣,身子内既已有仁在这里,便是自己尽立命工夫。故孟子言:“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俟之”两字,便是他仰俯无愧处。
《慎思录(下卷)》之平襄后学卢敏谨识《李青峰先生·慎思续录序后》：“先生之学,本源于前明薛文清公,即所心得,著有《慎思录》上、下卷,已经前陕甘总督杨刊刻行世。”又言：近复于王茂才景曾处见有《续慎思录》一册,思欲梓刻,以艰于工赀不果。适张明府澄瀛来城,叙谈及之,瞿然曰:“表章先达,斯固后学之责也。”遂独肩为己任,捐资石印,以嘉惠我后学。至先生精忠大节,载在国史,兹不具赘。李南晖自己评论：薛文清公曰:“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则怙然安寝。或有不合,即展转不能寝,思有以更其失。又虑始勤终怠也,因笔录以自警。”愚企慕薛公有年,默宗此意,为《慎思录》十有余卷,亦展转不能寝处居多耳。日月昭昭乎浸已驰,吾之所学亦又焉成?把笔增惧,实有愧于古人矣。
李南晖以务学求知，以天道为常。言：“治天下国家之纲领,莫大于知务学。”又言：故后世之书习即前代之罟纲也。十三卦起头,便说结绳而治。见得举则目自张,是圣人治天下国家绝大第一本领。末了结绳而治上,说出《易》之以书契,见帝王务学又是一绝第一本领。必知务学,然后能纲举目张,治得其要。若彼留意于簿书之烦,则百官未易治,万民未易察也。“临”之“六三”曰“甘临”,“节”之卦辞曰“苦节”。此中甘苦之故,非悉卦图原委,便辨不出滋味来。《易》以道阴阳。凡卦爻之阴阳,不能部分,则刚柔小大、进退、消长之分限不明。刚柔、小大、进退、消长之分限不明,则于三圣人所系之辞,觅不见的当下落,如庸医与人看脉,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固已不能剖分于指下,燎亮于胸中,则其所用之剂,必不能与症相投,又何知其进某药则某时变作某状,不进某药又变作某状也?或言书难解。余曰:凡书读之未有不解,不读未有能解者。不深心读之,容有不解;苟深心读之,未有不解者。不积岁月以深心读之,容有未尽解;苟积岁月以深心读之,断未有不尽解者。
学者不讲治己之道,则己必益其过;不讲治人之道，则人必不蒙其福;不讲治天下国家之道,则天下国家必承其弊。故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吾忧”。兴利除害,虽皆有司之事,然行之须有次第,害除而后利可兴。未有为民害者未去,而即能利民者也。或曰:“先王之教,瘅恶之事,不先彰善。天地之道,仁先而义后,德先而刑后。除害先于兴利可乎?”曰:子以为茂嘉谷者,不先除稂莠乎?人知茂嘉谷之为仁,而不知除稂莠之即先仁也。风俗有淳驳之殊,时地视权宜之便。惟其心一以惠爱斯人为本,则风霆雨露,莫非大化之钧陶矣。天理用事,无往而不得;人欲用事,无往而不失。
综上所述，李南晖《慎思录》中体现了对儒家学说的传承，对道家学说的发扬。李南晖是儒家学说的“学者代表”。
李南晖言：“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居官居家,在内在外,依此行之,无不善者。”又言：“邵康节谓‘一失脚,为千古恨’,高文襄公有‘寄语后人须把滑’之句。每思及此,自爱益深,京邸视履,更当考样。《淮南子》辩而枝,然煞有好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虽字句略见点窜,其实皆《鸿烈》中名言也。杨子云《太玄》,亦是古今来一部奇书。然世无大《易》则可,世有大《易》,则《太玄》不作可也。大《易》经四圣人之手而后成,子云欲以一人之智力，摩拟而仿效之,勿论其不必尽似也。即尽似且为赘疣,况不似耶!人未有天理不明,而能尽人道者。“清心寡欲”四个字甚好。帝王有之,即是端拱无为之治;士大夫有之,即是修己治人之法。”《慎思录·序(二)》杨昌浚评论：“世运之盛衰，视乎人才;人才之邪正，关乎学术。义利不辨，竞尚苟得，趋避日熟，廉耻道丧。其患中于人心，发为政治。庸讵知皆由於吏治之不张，民风之不古，实由于学术之不明耶!先生学问纯正，践履笃实，治行卓著，大节凛然。生平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所著如《易象图说惺惺录》等书，皆卓然可传。”二零零一年为纪念李南晖而立《乡贤李太仆青峰公碑铭》记载：“践履笃实，学问纯正，治行卓著，大节凛然，著作颇丰，立意精奥。”记载又评：“《慎思录》一编，宰威远时录示诸生之言耳。其阐道之精实，论学之严谨，不外乎居敬穷理，克己养气，粹然一轨于正，足以羽翼圣教。公居官为政，惠民如子，民之爱戴，敬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星。至精忠大节，乃生平所抱负，与学易之功;浩然之气与天地上下同流，非临难仓猝立节也。观其著述所言，其志在忧民济世为念，非徒荣誉一已之私。纵观事迹，非徒通邑陇上之物望，亦吾国之人杰也。对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功，心领神会，诚为当代之鸿儒，清之文正公也。爰及于德行可垂，流芳百世，福荫万民，刻诸斯石，以志不朽。”儒学张玉成《李青峰先生殉难碑记》：“子张曰:‘士见危致命。’太史公曰:‘人各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然则死生亦大矣!若青峰先生，殆无愧于死者与!”又言：“尝考史册所载殉难者，率有官守，义无可辞。今先生解组且十余年，而临难不苟，从容就义若此，非学问深醇，涵养邃密，岂易得之仓卒间耶!且先生死忠，其子死孝，一门父子，大义凛然。斯又可以维世风，而作士气矣。高宗纯皇帝褒殉难之臣，隆锡命之典，赠先生太仆寺卿，荫一子知县，又诏立双忠祠，与典史温公并祀。先生在天忠魂，庶可慰焉!道光壬午，余司训通渭，春秋丁祭，后祭先生于祠。又虑先生事迹久而失传也，于是乎书而勒诸石。”可见李南晖“为国尽忠”的精神与“静慎仁德”的思想在四川威远境内已深入人心！
（文章编辑：唐从祥，男，四川眉山人，生于年，法学本科，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与思想，中国法学会会员。参考文献来源：《李南晖诗文选集》，李南晖著，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年版；《李南晖纪念文集》，张叔铭编；乾隆版《威远县志》等。注：未经作者允许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