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保身”的意思大致是：明智的人善于保全自己。现时多指因怕连累自身而做出逃避或改变原则的庸俗的处世态度，多少有点贬义罢。例如：面对道德公义上的事情，明白到于事无补的道理；唯有忍气吞声，退避三舍，为的只求生活得到最起码的保障。
然而，“明哲保身”的原意真的是贬义吗？
“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大雅·蒸民》，第四章说：
“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大意是说：仲山甫是周宣王的辅臣，对宣王的命令认真处理又能看透世态应对，此即所谓“既明且哲”的形容，至于所谓“以保其身”则可以从后两句所说，愿意昼夜操劳不懈怠而竭力辅助周宣王，即表示能够应对日夜辛劳仍能保存自身以尽忠效力。从整首《蒸民》来说，主要是称颂仲山甫的贤能才德，“明哲保身”更是称赞他既具有智慧（明哲）更能够保全自己（保身），两者皆是为了尽忠辅助周宣王。明显地，“明哲保身”的原意是褒义。
后来，“明哲保身”经《中庸》诠释成为儒家传统中所称颂的处事态度，《中庸》廿七章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由此而能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此即能够达到《诗经》所言的“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换言之，《中庸》把“明哲保身”的可能性系于君子具有明智践德所得的回报，“保身”并不单止身体的存养，更具有颐养天年的意思。朱熹说：“所谓明哲者，只是晓天下事理，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其身。”（《中庸章句集注》）
“明哲保身”的原意为褒义，何以后来却成为贬义呢？
相信这和宋明儒学特别强调气节、重视践仁而轻看及身福乐有关，尤其是《论语》与《孟子》都有特别强调为仁义而可以舍弃身体生命的说法，《论语卫灵公》说“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就讲“舍生而取义”。宋明儒学的发展在经典诠释的部分正好有由《中庸》、《易传》的重视过度至《孟子》、《论语》的趋势，生活的外在氛围又处于高举知识仁义而政治却疲弱的处境，遂形成对于高举仁义而轻于生死的价值取向。朱熹又说：“理当死而求生，则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德全矣。”（《论语章句集注》）
扼要地说，“明哲保身”在儒学传统上是从《诗经》对仲山甫的称赞而来，在《中庸》即成为明智践德（道德实践）而在现实中得到的具体回报（保存身体或颐养天年），及至宋明儒学的发展中高举仁义而轻于生死的价值取态，“明哲保身”即转换成偏向于贬义。当然，这种说法仍可以进一步地厘清，“明哲保身”一方面是由道德实践而得到存养生命的可能回报，即“有德才有福”；另一方面却不能从现实中的存养生命而舍弃道德实践，即“有福而失德”。两者的差异仅在于道德理想与道德抉择的不同层面，却不在偏向于对身体生命的重视与否。“明哲保身”的原意为褒义，何以后来却成为贬义呢？这和宋明儒学特别强调气节、重视践仁而轻看及身福乐有关，尤其是《论语》与《孟子》都有特别强调为仁义而可以舍弃身体生命的说法，《论语·卫灵公》说“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就讲“舍生而取义”。
到了明代阳明心学的传承者王心斋那里，为何会在流行言说“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的时代重提“明哲保身”呢？这固然相关于明代的朝廷环境有关，阉党横行乱政使敢于进谏，正直不阿的知识分子都处于忠义难全的境况，王心斋提出“明哲保身”即有此历史背景。王心斋重提“明哲保身”的说法，至少并不是黄宗羲所言的“苟且偷安”，而是强调“身体”作为道德实践的最基本部分，在不得已情况之下才能够作出“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的抉择，而这项抉择的条件是“安心”或“心安”。
关于“安心”或“心安”的说法，其实可以回到孔子的儒学传统。在《论语·阳货》中，宰我曾问孔子持守三年之丧是否过久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汝安则为之”，“心安”与否正是儒家的道德实践中的重要准则。当然，“心安”固然是重要个人的道德感呈现的重要准则，但从客观地看，“心安”与否正反映出个人的道德感之呈现与否，宰我回答孔子不守三年之丧仍然能“心安”，孔子在稍后便狠狠批评宰我：“予之不仁也。”换言之，在面对价值抉择时，从个人主观的道德感之呈现而说“安心”或“心安”，正是抉择的基本条件；从社群互为主观的客观性而言，则个人所表现的“安心”或“心安”却也反映了其道德感之呈现与否。这样，“安心”与否正好保持“明哲保身”与“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之间的平衡，既不轻言牺牲也不沦为苟且。
依此来说，王心斋重提“明哲保身”的说法，至少并不如黄宗羲所言是“苟且偷安”，而是强调“身体”作为道德实践的最基本部分，在不得已情况之下才能够作出“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的抉择，而这项抉择的条件是“安心”或“心安”。
“明哲保身”是一种庸俗的处世态度吗？
回到现代的处境，我们有不少人可能也落在“为义受逼迫”的景况，在“行业潜规则”之下去争取公正公义。有人说：“出来混的,早晚都要还的。”好像“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就是理所当然的代价；也有人说：“明知道墙硬，是否一定要向墙撞头？”彷彿“明哲保身”才是上上之策。
究竟儒家思想在这种状况之中有没有话可说呢？从王心斋对“明哲保身”的论析来看，“安心”或“心安”就是一项最根本的讨论条件。个人由于“安心”或“心安”而作出“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的抉择是逼不得已，其实也不被鼓励，能够“安其身而安其心”当然是最好。至于旁人在于“安心”或“心安”而说出以为“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就是理所当然，或自以为“安心”或“心安”而做出以为是“明哲保身”的举措，其实正反映出个道德感之呈现与否问题，用孔子的讲法就是“不仁也”。
换言之，个人作出为道德公义而牺牲的做法，最要紧的是缘于“心安”而“理得”；旁人作出种种指点，某程度上正好反映他们的道德感的呈现与否，尤其是彷彿“心安”地说出某些以效益或功利为要的话语，就更能显出他们的价值观取态。或者，儒家思想未必能够为现代的种种世态提出明确的方向或应用原则，但它至少为现代人提供一个思考角度，“心安”与否既是个人抉择，更是一面反照人心的镜子。当然，能够做到王心斋讲的“明哲保身”就是最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