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1]。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2]。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著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3]，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4]；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5]。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6]，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7]。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注释[1]《传习录》条：“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2]《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3]《传习录》条：“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4]《中庸》25章曰：“成物，知也”。《系辞》：“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传习录》条：“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5]《孟子·公孙丑上》：“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传习录》条：“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6]《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7]《论语·为政》：“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卫灵公》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疏解常人被“私欲隔断”，确实如徐爱所言：“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只有“复那（知行的）本体”，“知”与“行”才真正合一。要领悟“知行合一”，需注意阳明“知行的本体”这个提法。《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道”通过阴阳而展现，但一阴一阳之间的交互又是精微至极，以至于达到“阴阳不测”的神妙境地，阳明说“知行合一”，如同《系辞》所谓“阴阳不测”，不能抽象地去理解。真正达到“知行合一”，即复得“知行的本体”，已经是圣人“生知安行”的境界了。
可结合《中庸》第四章来领会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内涵。子曰：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孔子说“过犹不及”，这是孔子点评子张与子夏的学问与修行而对子贡说的。一般都把“中”简单理解为“无过无不及”，如果根据“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一句，寻找不知、不愚作为“中”，这样的“中”只是一个僵死的点，与道之“行”与“不行”无关。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其结果本应是“道之不明也”，但孔子却说“道之不行也”，其中正蕴含了“知行合一”的思想。“知者过之”，孔子确实是站在中道的立场说知者之“过”，只是“中”不是僵死的参照系，而是“知行的本体”。“知行的本体”即是知即行，行即知，知者之“过”在于“知”不能真切笃实，不能转化为“行”，孟子所谓“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大学》从“知至”到“意诚”，正是要让“知”真切笃实，使“知”转化为“行”。“自谦”即“慊于心”，“行”又转化为“知”，知行并进，“复那（知行的）本体”，即是“正心”了。
“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其结果本应是“道之不行也”，孔子说“道之不明也”，也是站在“知行的本体”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贤者之“过”在于“行”不能明觉精察，不能转化为“知”，孟子所谓“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知“味”即知“道”，不能知“味”，正是“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行慊于心是“知”，故浩然之气虽充塞于天地之间，也是在自性之中，此所谓“配义与道”。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这章也是在论“知行合一”。“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或“求其故”属“知”。“故者以利为本”，“利”即下文“行其所无事也”，属“行”。“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知”从心体发出后不能“诚”，就成了穿凿小“知”，“知”不能转化为“行”。若心之“知”能“诚”，“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对内则能尽己之性，对外能尽人、物之性。“知”即“行”，“知”为大“知”，“行”是“无为而成”，所谓“行其所无事也”。
《中庸》首章曰“率性之谓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是“行”，但“道”又须臾不离自性，故“道”又是“明”，属于“知”。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常人之“行”往而不返，阳明所谓“冥行妄作”，唯有“行”往自性上“反”，才能实现“交养互发、知行并进”。君子立身行道，但弘道之“行”须臾不离自性，“行”即“知”，若须臾离开自性就不是“道”了。对君子来说，修己以安百姓，只是尽自己的本分。阳明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可见，先秦儒家经典《中庸》《孟子》《大学》多处涉及“知行的本体”，只是没有直接点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正如阳明所言，“此却是何等紧切著实的工夫，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知行合一”决不是从外在性上说“知”与“行”合二为一。正如《系辞》以一“阴”一“阳”来说“道”，不是“阴了又阳，阳了又阴”这么简单，而是必须从“阴阳不测之谓神”的角度来理解阴阳，阴阳是“二”也是“一”。“知得宗旨”即证得“知行的本体”，“知行合一”之“知”其实是“生而知之”，“知行合一”之“行”其实是“安而行之”。
既然证得“知行的本体”，才可以说“知行合一”，那么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是否立说太高？而他教导钱德洪等弟子：“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其实阳明“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对中人上下都适用。后人需结合《传习录》65条、条来领会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良苦用心。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阳明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是非是“知”，好恶属“行”。《大学》之“致知”是知善知恶，“诚意”是好善恶恶，从“知至”到“意诚”，让“知”真切笃实，使“知”转化为“行”，其实即是阳明所谓“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诚意“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善而善其善是“诚”，《中庸》所谓“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知恶而恶其恶也是“诚”，然而恶其恶须从源头“夫微之显”上用功夫。“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目的是告诫学者意念“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做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才是“好学”。
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有些人“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实学者“切己用功不已”，笃实践行，自然能明觉精察，所谓“行之著，习而察”。《中庸》曰：“自明诚，谓之教”。“自明诚”即孟子所谓“反身而诚”，其实“反”的当下即是“明”，即是“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
“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工夫”，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目的也是针对学者向心外求理、务外遗内而纠偏。徐爱开始也有“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的疑问，阳明答曰“心即理也”，在心体上笃实用功夫，自然知善知恶。薛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阳明说：“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正是先“知”后“行”，孟子断之曰“不可”。“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是“行”，也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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