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文化内涵的自信之人行有余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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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概念,来自对人的教化、塑造和改造。“所过者化”,就是以“文”对人进行“化”。“化”是感化、教化、变化之义,而“文”则是道德理义、礼仪规范和规章制度等文明成果的统称。一切人文之“文”,皆来自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创造性价值产物和精神结晶。“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的理念,本自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论说。这一思想理念的意旨,就在于揭示“亲仁”和“学文”两个行为当有先后之分。“亲仁”是道德学问的基本实践,而“学文”是学文化之文。后者的“博学于文”,旨在追求更高的道德实践和人生格局。对于人生实践而言,知所先后方为智。从广义的文化概念上说,人类的一切精神性存在皆为“文”,而人文礼节、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法度规章,只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人文礼节、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法度规章的所以然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便成为一以贯之的哲学理论和文化体系。只有掌握这一文化体系而融会贯通,方能为真知,进而真信,达致真行。现在我们常讲,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成熟,说的就是这一意思。人的思想理论成熟了,就能明辨大是大非,精义入神,而笃定信念,矢志不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观念的提出,是对有志成为贤君子和圣人而提出的更高修为工夫要求。这既是一个基于“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而拓展的循序渐进过程,又是人生境界提升上的重要“分水岭”。从你“学文”开始,也就走向了思想独立、人格独立,就会达致更高的人生阅历阶段——基于“知者不惑”而有的道德实践理性,或者说追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孔子所说的“学文”之文,包括《诗》《书》和《礼》《易》等一切人类道德理性之文明成果,但不包括生产和科技实践上的文化结晶和成果。“亲仁”和“学文”二者之间,虽有先后之次序,然非为主次、本末之分,而是互为依托和相为促进的关系。君子博学于文,方能文质彬彬。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不学《书》,无以辨;不学《易》,无以智。人文文化之学问,必有渐进先后和主次之分。先有“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之德行,然后方可于“学文”上用更多力气、下更大功夫。从人生理性进步的规律上言,也是先要知道怎么做,养成良好习惯,然后探究为什么要这样做,坚定信念而笃行不已。在人生实践理性或道德人格价值的修为经历中,往往是先要做一个懂规矩、有节操之人,遵守社会公德和人伦规范,然后逐步提升价值标准,做一个有文化内涵而独立自主或道德自由之人。行为之精,必得学文。“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无不是人生的学问,然学问有深浅,有疏密,有层次。出入孝悌、亲仁等德行,是学问中的基本、概略,可满足日常德行之所需。“学文”的学问,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粗至精的学之深化、升华。非经过“学文”的博学功夫,无以入精审之约,进而豁然贯通。早期儒家提出的博约一体思想,就是要求在知识广博基础上达致一以贯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只有如此,方能既致广大,又尽精微;既能极高明,又可道中庸。亲仁学文,方为君子。君子之为君子,就在于藉由学习而不断改造自己,博学于文而约之以礼。这既要掌握道德学问的基本知识,更要深刻理解道德知识的深奥意蕴。思想成熟、心思缜密,方能非礼莫为,时措其宜。做一个有文化内涵的人,或者说要成为道德自由的人生,不仅要了解基本的德行和规矩,而且要掌握礼仪礼节的曲适;不仅要知行为之所当然,而且要掌握言行之所以然。只有这样,方能尊德性而道问学,极高明而道中庸。在“学文”中,我们方能知命而不惑,最终达致耳顺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学文”之极致,就能精义入神,而泛应曲当;就能惟精惟一,而从容中道;就能穷神知化,而时中权宜。只有如此,方有真正个人生命意义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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