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著《大学章句》，把《大学》分为经文、传文两部分。朱子曰：“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
《大学》首章经文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格物”为八条目开端，而传文跳过了“格物致知”而直接诠释“诚意”。由于《大学》原文没有诠释“格物致知”的文字，以至于后世学者对于“格物”的注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儒刘蕺山先生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
朱子认为“有阙文”，并根据程子之意增补此章传文：“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朱子为“格物致知”增补一章传文后，十章传文依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脉络而展开，与《大学》首章八条目之次第相合。
阳明先生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阳明先生主张“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把“格物”作为“诚意”的工夫，根本不须增补一章“格物致知”的传文。
一般以为，心在内而物在外，如此决裂内外物我，“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被辟为两截工夫。格物致知作为八条目之开端，工夫就没有了本原，此是外其心以求理，阳明先生所谓：“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格物”之所以沦为“逐物”，“致知”成为义袭而取之，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常人自小其心。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以“万物皆备于我矣”为前提来说“自反”工夫，“自反”就可以避免“是内而非外”，不会流于虚无寂灭。“万物皆备于我”，其实是贯通内外物我，从而为“自反”工夫立一个大本。
阳明先生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这个命题重点不是落在事物上，不是说心外事物之有无，而是说此“心”之致广大，涵摄万有。在贯通内外心物的基础上再去考察格物，“格物”与“诚意”虽然分一个开合出入，但只是一个工夫。
阳明先生在《传习录》条指出：“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
阳明先生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其良苦用心不过是要破除自私的“小我”而挺立一颗廓然大公之心，以此廓然大公之心为格物工夫之头脑。此心充塞于天地之间，本无心外之物，故格物工夫不可能向外袭取，求理于事事物物，即是求理于吾心。以“诚意”为《大学》之要，把“格物”作为“诚意”的工夫，正是要表达这一层意思。朱子说“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也有此意。
阳明先生曰：“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
阳明先生或贯通“心、意、知、物”而解“格物”，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如此解释“格物”，“格物”便涵摄内圣工夫各个环节。
阳明先生有时又以“格物致知”贯通《大学》八条目，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来解“格物”，那么，“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即是物得其理，身、家、国、天下便是一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也是格物工夫。
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只是反复强调“学”与“好学”。孔门之学，既不执于“有”，也不著于“空”，“学”落在《大学》这部经典即体现为“格物”。
孔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事后得，非崇德与”；“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先难而后获”、“先事后得”、“践迹”“临事而惧”均是“格物”工夫。孔子称赞颜子好学，且以“不迁怒，不贰过”界定“好学”，从“不迁怒，不贰过”须读出《大学》“格物”工夫来。
“格物”功夫纯熟后，“心、意、知、物只是一件”，内外物我通透贯通，“格物”即是《中庸》25章所谓“成物，知也”。格物工夫入于精微，即是“时措之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