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做《中庸章句》，离不开前人的影响，如二程、郑玄、孔颖达、张载等人，他们的思想理论和对《中庸》的理解诠释都对朱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朱子也有其独特的理论创新。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论述尤详，如引述孔子之言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一词由“庸”和“中”两个字构成，《中庸》中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但没有明确说“庸”即为“用”。
郑玄、孔颖达则给“中庸”一词作了明确的解释:“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从文献上说，他们的解释都是有依据的。以“用”释“庸”,在《庄子齐物论》中：“庸也者,用也。”就有这样的说法了。以“常”释“庸”，《尔雅释诂》云“庸，常也。在说文解字中，庸被解释为“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而对于“中”，郑玄解释“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行之也。”孔颖达也说“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言舜能执持愚知两端，用其中道于民，使愚知具能行之。”
朱子则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朱子认为平常、常与不易实际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但如果把“庸”解释为平常，就可以兼顾“常”和“不易”之意，而且还能解释“常”和“不易”的原因。也就是说于平常切实的东西才能在实践中常久和不易，诡异高难的东西无法长久。这也正是《中庸》中所常说的“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朱子更加明确强调了平常切实的修养工夫。
“凡为国家天下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对于其中的“一”郑玄和朱子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郑玄将“一”解释为“豫”，显然这个思路是来自于顺承此句之后的“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而朱子则将其解释为“诚”，一跃到了后文的“诚者，天之道也。”
诚的概念起源很早，但在春秋时期很少有人讨论，直到战国时这一概念才真正兴起。第一次详细而系统的讨论“诚”，大概也就是从《中庸》开始的。《中庸》中多次提到“诚”，并且有许多不同的含义。如“诚者，天之道也。”“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郑玄、孔颖达和朱子都把诚解作诚信、诚实、天道的特点，但朱子在此基础上也有所创新。把“诚”作为“天理”的根本特点“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所谓“天理之本然”就是指天理本有的特点，而天理在朱子的体系中是最高的概念，这就是说朱子已经把“诚”作为最高本体的根本属性了。由此可见，虽然郑玄、孔颖达也强调“诚”是“天性”,但他们所说的“天”是指阴阳，而不是指天理，所以说朱子已经从本体宇宙论的高度对传统意义上的“诚”进行了重新论证。第朱子进而把“诚”等同于“理”和“太极”:“诚是实然之理，鬼神亦是实理。若无这理，则便无鬼神，无万物,都无所该载了”;“诚是实理，自然不假修为者也。
郑玄从政治角度理解《中庸》，突出其中的“圣王”作用，圣王制礼作乐，由外在约束使人成为好人，国家治理在于对圣王制度的召唤和维护；与之相对应，朱子则突出“圣人”价值，认为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先验基础，通过开启人的良知良能使人自觉提高德性，这需要对每个人内在理性和德性的召唤和培养。
朱子对《中庸》的诠释作了道德范式的转换，将郑注中政治上的差等转化为道德上的平等。这也与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有关，郑玄主张人性有善恶，他在注《中庸》时说“变改恶为善也。变之久，则化而性善也。”
快快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