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章下》）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不修身，则与身关联的心与欲望，便会有所放肆的可能。
子曰：“道不远人。”这，首先体现在，“道”体现在自己身上。进而，可以扩展到亲近的人身上。
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
孔子注重人的修身，在上面一句中，是着眼于“为政”，即从政的角度来论述的。这，展示了儒家的致用倾向。“为政—取人—修身—仁”，这一个路径，是可以双向推导的。
孔子接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修身的最体贴、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是“亲亲”，也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体系里的“父父子子”。
“知天”，大概属于形而上。而“知人”，则有与一国之人相知的倾向。因此，在家与身的范围，“亲亲”与“修身”，紧密相连，成为不可分割的仁的现实活动出发点。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妻子”之于未出现的主语“我”，尤其是“妻子”中的“子”，与“我”，恰好构成“父子”关系中的“子”与“父”。孟子的意思是，人自己不以正道修身，则正道不能推扩到子辈身上。
在强调承继传统的华夏语境中，父子一维，不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式的血缘共同体的核心，更是家族与文化传承的主线。作为未明确表达的“我”，则以具身视角，成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主体。
而不管自己多么的独特，到头来，总是人性本善，总是要“仁以为己任”。
儒家的思想，到底是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为人们展示了不同的两种路径。由此观之，道家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并非为儒家的理论所否定。
至少，在所谓动荡无道的时代，孔子对所谓“愚人”之“愚”，曾经抒发了赞赏之感慨。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
或许，在早期儒家和早期道家学者那里，绝不像后世的学科和学派所标榜的那样，截然分明。因为，《庄子》收录孔子与颜渊的故事，后世传说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些，均是儒道相互调剂与应和的佐证。
老子谓：“吾有大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老子并不是要人忘却此身，而是要人注重更重要的因素。生理的“身”，是不可以全然忽略的。
更重要的东西，在于“长生久视”，在于“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于“无为而无不为”。而实现此种理想的方法，在于“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以身为天下”，这气势，实在不大好形容。
但，在《中庸》中，有这样的话，“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因此，在探讨人之“身”与世界之“天下”的关系时，儒家和道家，实在没有那么多形而上的巨大隔阂。
但是，在如何破解由“身”通达“天下”，或者由己身之修通达天下之治平的必然性上，儒家和道家，都未能演化出一条至善的路径。
因此，他们的学说，终究是学说。
而学说因其不完美，才堪称真实。
那些号称至善，或者动辄为“最”、为“优势”的论断，多半还未经过长久的历史的检验。或者，已经由长久的历史断定其终究是一种论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