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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书，就是儒家经典中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最初是没有“四书”这个名字的。这种说法是从南宋才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淳熙，是宋朝的年号，宋朝学者朱熹就在那一年编纂了《四书》。而这四部书，其实作者、年代和篇幅都很不相同。其中，《论语》是记载孔子和弟子们言行的书，据说是孔子的弟子多人编纂而成。《孟子》据说是孟子在弟子们的帮助下写成的。而《大学》和《中庸》，原本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它们只是《礼记》中的两篇，因为司马迁说过《中庸》是子思所著，才引起了后人的重视。
竹简《论语》和茶文化配图宋朝学者郑景望曾说，讲述尧舜禹周公孔于之道的书，说得最详尽的要数《礼记》；而《礼记》中，最得孔子真谛的要数《大学》和《中庸》两篇。（郑景望《蒙斋笔谈》）虽然早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有了《中庸说》的著录，但是直到朱熹，才为《大学》写了“章句”，为《论语》和《孟子》写了“集注”，并把这四部书合并为一部，称之为《四书集注》。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儒学的权威教科书。此后，《四书》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试题均出自《四书集注》，于是在儒士们的心目中，《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了六经。《论语》《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在学习《大学》和《中庸》文化《汉书·艺文志》中是这样说《论语》的：《论语》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问题或者与弟子们交谈时的话，当时弟子们各有记录。《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曾经向孔子请教“行”。孔子说：“言语要忠信，行为要恭敬。这样，就是在蛮夷之邦也行得通。如果言行不忠信，行为不恭敬，就是在自己的家乡也行不通。”子张出来后，就把这些话写在自己的衣服上。可见，在当时，孔子的弟子对孔子的言论是做笔记的。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把这些记录编纂起来，取名为《论语》。《论语》一书，除了最后几篇《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有可能是后人窜入以外，其余部分大体可信，是孔门相传的宝典，也是表现孔子伟大人格和崇高品德的一部书。
珍稀古籍由于这部书是孔门弟子记录孔子日常言行的书，而非专门的学说理论著作，所以，书中孔子谈论个人修养和行为准则的部分就比较多。读完这部书，孔子的人格形象就会呼之欲出，跃然纸上。所以梁启超先生说，《论语》的最大价值是教人以人格修养，而人格修养，绝不是靠背诵章句或者考证文章就可以修成的，必须要身体力行，才能将古人的教海变成自己的所得。（《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章太炎先生将孔门学问概括为四个字：“修身治人”。孔子在谈到仁学学说时，也屡言“克己复礼”。
《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书籍图孔子所说的“克己”，就是章太炎先生所说的“修身”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各种行为语言的评论、对各种事情的处理方法以及孔子对政治观念、教育原则以及中庸、礼仪学说的精妙阐述。孟子名轲，是继孔子之后儒学的又一位大师，他的经历和孔子有些相似。早年学问通达之后，孟子曾经游说齐宣王，但宣王没有任用他。他又到梁国见梁惠王，梁惠王认为他的学说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因为当时诸侯混战，各国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之策，而非仁义礼智信之说。秦国用的是法家商鞅，楚、魏用的是兵家吴起，齐国用的是兵家孙子、田忌等。
商鞅雕像各国之间忙于合纵连横，以能够攻伐者为贤人，而孟子这种讲述尧、舜、禹三代德行的理论显然和时代不合。于是他只好回到家中，和自己的弟子们一起整理儒家典籍，总结孔子学说，写下了《孟子》七篇。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在叙述这段过程时，特意提到了孟子的弟子万章，极有可能万章就是帮助孟子完成此书写作的人。《孟子》一书有如下特色：第一，《孟子》倡导性善说。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孟子和告子有过一番关于人性善恶的辩论。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就像流水，你把它引向东，它就往东流你把它引向西，他就往西流。孟子反驳说：“流水不分东西，难道就没有往上流和往下流的区别吗？
孟子画像人性之善，就像水具有往下流的内在特点一样如果你拍水使它溅起来，它可以往上流，甚至你也可以引水上山。难道这是水的本性吗？这只不过是外力使它这样罢了。人性也是如此。”第二，《孟子》倡导仁义说，反对功利主义。《孟子》一开篇就写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很不尊敬地说：“喂，你这么远跑过来，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东西吗？”孟子说：“大王何必要谈利呢？只淡仁义就够了。如果一个国家，国王问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呢？大大问怎么对我的家有利呢？士人和庶人问怎么对我自己有利呢？
孟子和梁惠王如果上下都求利，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因为把利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没有得到利就永远不会满足。但是，有仁义的人不会忘掉自己的亲人，也不会把他的君王放到后面。大王只要讲求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谈利呢？”在诸侯相争的战国，孟子的仁义说显然要比那些攻伐理论要超越得多，也难能可贵得多。可惜那些急功近利、满脑子征伐的诸侯是听不懂得，这也是孔子、孟子这些人命中注定的悲哀吧。第三，《孟子》倡导养气说。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公孙丑问孟子：“请问夫子，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回答说：“我能够理解语言，善于养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很难说。
公孙冲和学生这是一种至大至刚之气，你要一直养护，就可以强大到可以充盈天地之间。这种气是和义与道连接在一起的，是从道义中产生的，而不是靠道义取得的。如果行为有愧于心，就会泄气所以我对告子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道义，因为他把道义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其实道义是一种在内心成长的东西。”孟子又说：“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事了。那种高堂大屋，我就是得了志也不会要；那种珍馐满席，侍姿百人，我即使得志也不会要；那种奏乐饮酒、驰骋打猎、随车千乘的生活，我就是得志也不会要。他拥有的都是我不想要的，我拥有的都符合古代的礼制，我为什么要怕他呢？
孟子饮酒绘画”这种清心寡欲、看重道义、善养浩然之气的养气说，发展了孔子“克修身”的理论，成为后代儒家学说的心学和理学的理论资源。儒家学说中，这种对自身修养的重视，即使在今天仍有可借鉴的意义。当然，孟子在这里说的是自己内心的修养，而不是以道义的名去指责别人。二者的微妙差别，只有有心人才能辨识。第四，《孟子》倡导民本学说。孟子说，民众最尊贵，其次是社稷之神，最后才是君王。得到民众的人才能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人才能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人才能做大夫。（《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的这种民本理论，是典型的儒家学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学说之一，明确回答了国家从何而来、为何而建的问题。
秦始皇塑像第五，孟子喜欢和异端邪说进行辩驳。他说自己并非好辩，只是遵守道义，不得已而为。因此，在《孟子》中，还保存了许多其他学派的学说，比如杨朱、许行、宋钘、告子、淳于髡等等，其中有一些学说是别的古籍中所没有的，是研究古代学说的珍贵资料。《大学》和《中庸》《大学》和《中庸》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自从宋朝程颐特别提倡《大学》《中庸》里的思想主张、朱熹将其收入《四书》之后，其重要性逐渐被发现，地位也逐渐升高，大有凌驾于群经之上的趋势。
《四书集注》展示章太炎先生评价《大学》说，所谓大学，就是平天下之原则。从仁义起，到平天下为止，儒家的一切学问道光尽包括在其中。治国学者，应该知道入学的总汇就在这里。（《章太炎学术史论集》）辰王国维先生评价《中庸》一书时说，《中庸》一书，《史记》中明言为子思所作，所以到了宋代，此书就成为儒学哲学的根底。周敦颐论述太极学说，张载论述太虚学说，程颐、朱熹的理学都把它视作宇宙人生的根本，与《中庸》中的学说没有异议。所以，儒者们都特别尊崇此书，把它和《论语》《孟子》并列。《大学》和《中庸》的篇幅都很短，但历代以来，解释和研究这两篇著作的传疏以及互相辩难的著作却汗牛充栋。
论语水墨画比如，单单一个“格物致知”就有多种解释。这是因为这两篇著作是儒学的入门书，所以儒生们不得不费力要把它搞清楚。《大学》中的“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虑而后能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千古名句，也是儒者的道德修养以及待人做事的根本。《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都是中国古代思想方法和治学方法的精华，值得反复吟诵和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