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在十六岁的那年，来到宋国，和宋国一位叫做乐朔的大夫讨论学问之道。
乐朔先从自己读书的经验说起：“《尚书》中只有《尧典》《舜典》等三四篇文告写得很好，之后的《秦誓》《费誓》等等都是模仿尧舜说的话，没什么意思，无法和《尧典》《舜典》相提并论。”
子思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反驳道：“时代不同，理应如此。假如把周公和尧舜的时代相互调换，就是尧舜也会模仿周公写作文告。”
乐朔无法应答，只好岔开话题：“但凡写文稿，目的是要让百姓都能看懂，都能明白，所以好的公文最重要的是通俗易懂。但是那些文章故意写得深奥难懂，这不是故意自找麻烦吗？”
子思脸色一变：“古书上的记载固然有难读之处，但是对于文字训诂下点功夫也不难理解。古人之所以这样写，就是为了典雅，使文章富有艺术的美感。”子思略一停顿，继续说道：“曾经有个鲁国的乡下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回答他说‘道是传给有智慧的人的，如果不是智者，道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可贵之处’，现在您问的问题怎么和他那么相似呢？”
子思说的很不客气，有点鄙视乐朔的意味。乐朔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但子思是客人，再说自己的年纪比子思大，又是大夫，不好当面发作，于是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就走了。
乐朔回去后越想越来气，一个外国年轻人竟然这样无礼，不仅当面教训起自己来，还说自己和乡巴佬一样的见识。于是召集党徒，把他和子思的谈话重复了一遍。党徒们听了纷纷吵嚷着要为乐朔报仇，于是一群人拿着武器浩浩荡荡直奔子思的住所而去。
宋国国君听到后大吃一惊，亲自前去营救子思，乐朔的党徒才退去，解了子思的危难。子思脱困后感叹道：“当年周文王被囚禁于羑里，创作了《周易》；先祖（孔子）在陈、蔡之间受难，创作了《春秋》。我现在被困于宋国，能无所创作吗？”于是写下了四十九篇的名作《中庸》。
这个故事记载在《孔丛子》中，详细记述了《中庸》的创作背景。《孔丛子》的作者是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时代相去不远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朱熹依据文章的笔法，怀疑《孔丛子》并非原版，而是后人收集遗留下的资料编纂成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庸》版本，只有三十三章，而非四十九章，这个章节的划分正是朱熹划定的。
其实《中庸》在朱熹以前并不是以单行本的方式流通的，而是收集在《礼记》中，是《礼记》的一篇文章。到了宋代，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称“四书”，并对《中庸》特别加以研究、发挥，逐渐形成完整的中庸学术体系，成为往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中庸也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和的行动。
《中庸》的作者子思，姓孔名伋，子思是他的字，他是孔子的孙子，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他师从孔子的学生曾子学习儒家思想，他的学生就是大名鼎鼎的孟子，他在儒学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子思虽然认为《秦誓》《费誓》都是模仿《尧典》《舜典》，但那是继承传统文化，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形不得不做，发挥宣传、号召的作用；他以周文王、孔子为例，再创作《中庸》，也是想延续孔子的思想，把儒家文化传承下去，所以在《中庸》的开头，大量引用了孔子说的话，结尾又以《诗经》来印证，便是这个道理。
儒家文化的传承，在孔子、孟子身上都非常明显，《论语》《孟子》也多次提到，他们都是以传道者自居，挑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在中间的曾子、子思也是如此的想法，子思之所以创作《中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想因为个人的意外死亡，使得儒家文化断裂。
子思困于宋，而作《中庸》。这正是子思给处于困境中的人最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