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中国人的竞争战略，首先要理解中国人的竞争哲学。中国传统竞争哲学，基本上由儒家、法家、道家和兵家这些学派构成，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竞争观，影响着中国人的竞争行为，直到今天。
新华社资料图图文无关儒家：以道义为核心的竞争哲学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仁就是爱。儒家关于社会竞争观念的基本看法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在儒家看来，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良性互动的、相互依存的，而不应该是紧张的、冲突的和对立的。儒家思想以天下大同为自己的文化理想，以协和万邦为处理同周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儒家思想在竞争上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追求和谐。“保合太和，乃利贞”，这是《易传》的和谐观；“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中庸》的和谐观；“德莫大于和”“天地之道而美于和”，这是董仲舒的和谐观。对和谐的追求，可以说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传统。这是中国人竞争观的一个重要特点，竞争本身不是目的，竞争是为了达到和谐合作。
我把儒家的竞争观叫做以道义为核心的竞争哲学，在儒家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争为道义之争，小人之争为利益之争。好的竞争应该是君子之争，也就是应该出于道义的目的，使用道德的手段，并应该受到道德的规范。所以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强调“以德服人”。
儒家竞争观的价值在于，它将人类向善与合作的可能性充分地揭示了出来。《论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竞争中的利他精神和道德自律。《易传》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的是竞争中的宽厚品格。《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张载的“仇必和而解”，强调的是对于人类和平、和谐及其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执着，代表了一种伟大的王道精神。这都是中国文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不过，对“和谐”与“一体”的过分强调，也使得儒家思想从总体上也表现出了贬低冲突与竞争的倾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谈起竞争，就本能地认为是一种不道德、不正常、不光彩的行为。希望人与人、国与国都是一团和气，相互礼让。
曾国藩早就发现了儒家这种竞争观的局限性，他说君子愈让，小人愈妄。君子越让步，小人反而越狂妄，小人会把君子的让步看成是软弱，因此得寸进尺勒索更多的利益。曾国藩和李鸿章在近代中国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发现“洋人论势不论理”。在一个强权主义的时代，你不可能用道德来一厢情愿地感化信奉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没有实力的道义有时候会一钱不值。在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前，没有实力你就只能委曲迁就、步步退让。这就是儒家竞争观所遇到的最大困境。
法家：以力量为核心的竞争哲学与儒家和谐的追求不同，法家认为这个世界本质上就是竞争的世界。争什么？争利益。靠什么来争？靠实力。所以韩非子说这个时代是大争之世。
韩非子讲得非常直白：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在这样一个大争的时代而用儒家那套谦让的规矩，一点儿用也没有，是迂腐的行为。在法家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竞争的历史，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竞于道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靠实力说话的，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有实力，别人就屈服于你，没有实力，就只能屈服于别人。这是一个丛林社会，国家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富国强兵。
与儒家相比，法家的竞争哲学在我们今天看来功利而冷酷，但却很现实。在竞争的环境中，实力比什么都重要。敢战才能言和。竞争以利益为目的，以实力为基础，以斗争求生存，这是法家的清醒与现实之所在，也是法家竞争哲学的意义之所在。
但是法家的竞争观也有问题。在法家的眼中这个世界的竞争本质是一种零和的博弈，要么胜利为王，要么失败为寇。为了竞争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因此往往就会陷入你死我活的竞争升级。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如果你打败了所有的对手，但自己损失惨重，如果你取得了天下，天下已经残破不全，这样的胜利有什么意义呢？在国家竞争、企业竞争、人际竞争中，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例子：不断升级的恶性竞争，一步步演化成竞争者的彼此伤害，最终使得竞争的舞台上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打败对手吗？不是的，理性的竞争，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种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良好环境。竞争不应该是简单地对抗与冲突，使用相互伤害的手段，这样只能陷入更大的恶性竞争。
道家：以耐心为核心的竞争哲学如果法家的竞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