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三级专科 http://www.xuexily.com/m/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历史发展新的坐标点，只有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准确判断大势、应对各种挑战，科学回答“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并且明确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德思想与政治智慧，挖掘、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政治智慧和文化精髓，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众所周知，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学界一般称之为“子学时代”，这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中国思想学术的“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为改变“礼坏乐崩”的社会现状，胸怀“济世化民”的人生夙愿，立足自己的思想学术视野，针对当时人心、人际、社会、政治等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儒、墨、道、法四家。伴随历史演进，除墨家思想外，其他三家都曾用于政治实践。秦国最先采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统一了东方六国，结果二世而亡。紧随其后的西汉总结秦亡教训，采用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但不到半个世纪，便出现“七国之乱”。这迫使汉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寻找一种新的治国思想，以指导其集权政治统治。最终，汉武帝接受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开始与中国的政治相结合，发挥出安邦定国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并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的主干。与其说历史选择了儒学，倒不如说儒学更适应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需要。综观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及其理论体系，大致蕴含3个层面9个方面的政治智慧。一、立足“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提出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儒家非常重视天人关系，并把“知天命”与“尽人事”联系起来，目的就是实现“知天命”与“尽人事”的有机统一，达成“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儒家不像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没有将人囿于天的神秘力量内任意听从天命的安排与摆布，而是承认天道（天命）的存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孔子尽管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但更注重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不过，孔子没有过分夸大人的作用，尤其没有走向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主张人要学习效法天道，称赞圣王尧帝“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其实，儒家期望为政的“君子”能达到“至诚”之修养高度以及“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和谐境界。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为儒家人道即仁义道德在上天即天道那里找到了思想根源，奠定了儒家“为政以德”的哲学基础。孔子反思与继承西周以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天人观念，摒弃殷商“君权神授”“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的天命观，把天人关系的重心由“天”转到“人”，将“德”作为连接天与人的纽带。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德性是“天”赋予的，不受任何人限制。后儒对这一思想进行发挥，提出了性命问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里所讲性命之道，即是天人关系问题。孟子顺着从性命谈“天人合一”的思维路向进一步阐发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性，认为人性源于天性，个体通过修身养性，可以上达之天性。张载解释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并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尽管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只因儒家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erlanlan.com/rzgz/75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