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所著《国学概论》第七章《南北朝隋唐之经学注疏及佛典翻译》云：“论一时代之学术者，首贵乎明其思想主潮之所在，此固也。然参伍错综，有其新茁，有其旧遗，旁衍横溢，潜滋暗长于时代主潮之下，而与为推迁。逮夫时换代变，风尚翻新，则此潜滋暗长者，乃跃起而为新时代之归向。此又治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钱穆真实客观的阐释了作为时代的“学术者”，必须了解所处时代的思潮背景，清楚时代变化的主旋律。南朝之经学思想，就是处在朝代频繁更替，社会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之中，但就其思想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起，治经、尊经便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谈玄论道，蔚然成风。此外，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为适应本土化发展，就不断的吸收儒、道思想中的有利思想，加以改造与转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化的佛教，并在魏晋得到兴盛，尤其是南朝梁武帝时期达到全盛。时至南朝，多元化思潮下的经学，必然与各种思想参伍错综、旁衍横溢，其学风或革新创变，或继承传统，对皇侃及其《论语义疏》影响深远。
01南朝的经学思潮
南朝，虽在地理位置上偏居江南，然而在思想文化上却大放异彩，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异常活跃、复杂多变的时代。经学，顾名思义，即治“经”之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主体。中国经学，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后，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登上政治的舞台，继而儒家的典籍被钦定为“经”。另一方面，不同思想家对“经”的理解与看法有所不同，并各自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编撰成书，于是逐渐产生了“经学”。
近代学者周予同先生就整合历代所有对“经”及“经学”的解释，提出：“所谓‘经’，是指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编书籍的通称；所谓‘经学’，一般说来，就是历代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对上述‘经典’著述的阐发和议论。”《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亦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可见，“经”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容小觑。
“经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西汉初期，今文经学得到形成与发展，出现儒学大师董仲舒、刘向等。到西汉后期，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在东汉时期，出现古文经学大师马融、许慎、包咸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表面上是传本和文字的不同，实际是对“经”的来源、性质、历史观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今、古经学的长期争辩，但两者在相互斗争中，也使经学得到渗透与融合，推动经学的发展。
东汉末年，郑玄的出现，打破今、古文经学的界限。他网罗众家，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吸收今文经学优点，对今、古经学进行全面总结，遍注群经，自成一家之言，从而形成了“郑学”，推动儒家经学的继续发展。经学传播与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当时上到帝王诸侯，下到一般读书人，对儒经的诵读己蔚然成风，“于是诸儒者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到东汉时期，各帝王也提倡经学，第二、融贯五经的通儒学者众多，;第三、讲论经义之风大盛，两汉期间，由朝廷召开的讲经大会，见于史籍就有七次之多，如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由朝廷主办召开，以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争议的重要经学会议；第四、经学逐步成为指导国家政治的理论依据，皮锡瑞曾指出：汉王朝“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学者曾提出这个时期是经学的中衰与分化肘期，经学的崇高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先后被兴起的玄学和佛学所取代，或认为这一时期的经学被玄化与佛化。我们暂不做评论，但我们应该看到，经学在两汉时期占统治地位，但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受到冲击，但其主导地位也不容忽视，只是经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这一时期，整个社会都处于动乱与分裂事情，门阀世族等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发生变动，其统治思想与政治必然发生变化，随即而来士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必然带动经学及其教义思想的改变，但这种改变与变化不等于衰败。
诚然，玄学和佛教，先后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显学，但它们始终无法取代以经及经学为代表的儒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反之，如果儒家经学要继续得到生存与发展，就不得不用玄学(道教）、佛学的思想来丰富和改造自己，使之适应社会思想的发展潮流。
南朝时期，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影响，经学进一步受到玄学、佛学的冲击。当时各朝各代统治者都以儒学为统治指导思想，并成为官员选拔录用的依据。这可从各朝正史和有关记载中得到充分印证。
南朝时期，玄学、佛学思想都活跃在社会主流思潮中，经学表面上似乎呈现一种兴衰无常、奄奄一息的状态，尤其博学通经之士在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中，融入不少老庄玄学、道教无为等思想，对儒家经学进行注疏与改造，表现为“玄儒并综”、“玄儒双修”。经学家的内心深处还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纲常名教为基准的，本质上不与儒家思想对立，其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为统治者找到治国途径。
我们通过文献可以看出，各朝政法设立太学（或称国子学），儒家经典依旧是太学生学习的科目，经学博士、国子助教等老师，教授的仍是儒家经典（或称为经学），所以经学的发展并未中断与衰竭，只是表现出不同于汉代“独尊儒术”之风貌。南朝注重继承魏晋传统，所以在经学著作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玄学老庄思想，同时佛教在南朝极为盛用佛教教义解释儒教经典，比比皆是。南朝经学以梁代最盛，梁武帝兼容儒、释、道，三家并行，坚守三教同源思想，但为稳定统治，治国安邦，尤为重儒术。
天监四年（公元年），梁武帝下诏开五馆，建立国子学，诏立五经博士，教授皇室胄子。同时还祭奠先秦儒家的先圣，并亲自注经学典籍，从而使南朝经学大振。这一时期，经学家辈出，除各主一馆的五经博士明山宾、沈峻、严植之、贺場、陆琏外，还有伏曼容、何佟之、崔灵恩、太史叔明、皇侃等人。“南朝以文学自矜，而不重经术；宋、齐及陈，皆无足观。惟梁武起自诸生，知崇经术；崔、严、何、伏之徒，前后并见升宠，四方学者靡然成风；斯盖崇儒之效。”
而在梁代经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皇侃的《论语义疏》，皇侃的学说与思想，重视儒、释、道（玄）多种思想，并吸取三家思想之核心为《论语义疏》所用，其讲学成为三教合流的一个缩影。换思维考虑，这也是正是皇侃在认清当时所处的时局，局以俟命，在各种思想交汇的南朝，运用“中庸”思想，不走极端、偏激思想，融汇三教优点，做到“居安思危、进退有度”的结果，虽然这段话是皇侃对孔子的注疏。
但我们从侧面也可看出皇侃的韬光养晦，明则保身的思想，认为陈文子弃十乘而去，是乱邦不居，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所以皇侃虽然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但是当时处所的梁朝，尤其是梁武帝时期，整体上思想比较开放，政治比较开明，所以皇侃选择出仕为官，以实现士大夫的理想抱负。
总体来说，梁朝经学并不排斥汉儒，魏晋玄学、外来佛教，同时也对并对之前的各派经学均予以重视，虽有取舍，但整体上儒、释、道思想都存在，可见此时学风的较为开放与自由。
其经学的最自由是在治经特点上，仿效佛学讲经的方式，开创儒学讲经“义疏”之学。它既不同于汉代的传注与集解，也不用于魏晋玄学抽象思维的义理发挥。
02皇侃生平及著作
皇侃（公元—年），南朝吴郡人，是南朝经学的集大成者。在《梁书儒林传》和《南史儒林传》均立有皇侃传记，足以体现皇侃在南朝儒学发展史的重要地位。
皇侃生于南朝齐武帝永明六年（公元年），卒于梁武帝大同i-一年（公元年），一生横跨齐、梁两朝，后受梁武帝礼遇，宠辱不惊，居以俟命，荣达至“员外散骑侍郎”，直到病卒均在萧梁时期。他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仁以教，明于经学，精通《三礼》、《孝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善于教化，著有《礼记义疏》、《孝经义疏》、《论语义疏》，但仅《论语义疏》留存于世。
《南史儒林传》所记与此基本一致。《梁书》对皇侃五十八年的人生历程的简介中，虽只有短短字，但通过仔细的分析与其他史料的查阅，我们可以对皇侃一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中庸观与教化观。
需要指出，虽然皇氏之后有所衰败，但也是魏晋时期堪称高门、权门、名门的世家大族。虽世人多称这一时期的士族豪门多奢靡自恋或玄远自大，但也只是这一阶层的一个方面，并不影响其本质，即士族大家所具有的知识性与文化性。到梁武帝时期，门阀世家几起几落，后起寒门不断涌起，严重影响了世族大家的社会地位。为维护门阀贵族的纯洁性，梁武帝在其登位受禅前，说明梁武帝登位前就意识到要努力保持谱牒的准确，维护“冠族”的纯洁，以维护门阀士族的地位。
于此同时，世族大家为维护本族的政治利益，保证家族香火鼎盛，昌盛兴隆，也积极培养适合国家政治教化的人才。如皇侃就师从“儒者宗”的五经博士贺場，在《论语义疏》中多次引用“师说”，可知深受大儒贺場影响，可知梁武帝时期，国家机构对儒学的推崇。
如此一来，世族大族在弟子的学习与培养方面就以儒家礼义精神为主导，不但鼓励弟子去官办学校学习，还纷纷以私学、家学形式推广儒家经学教育，目的是谋取入仕的机会，这一举动也丰富了儒学教化思想，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孝道”或“政道”等，都推动儒学经典的社会化。
由此可见，士族大家为继续巩固社会地位，凭借经济、政治上的优势，垄断教育，大力培养本士族人才。世家大族的家学、私学教育对维系儒学发展，推动儒家教化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形式推动儒教思想的传播，扩大儒学教化的途径。
皇侃一生横跨齐、梁两代，但最为辉煌的阶段是在梁武帝年间。梁武帝早年崇儒，中年信道，晚年好佛。虽然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但应该看到,这只是他某一方面的偏重而已，如中年信仰道教，但并不是鄙弃儒教思想。实际上，就连梁武帝晚年好佛并未去儒、道思想，而是集三种思想于一身。
梁武帝一生中，各家思想交织在一起，无论是政治统治需要以儒为核心，还作为个人爱好的佛教信仰，亦或是年少时所受玄、道思想的影响，梁武帝都加以利用，以儒通佛，以儒通道、以玄会儒、以佛释儒，完美的连释了“三教同源”思想。而处于该时代的皇侃，必然会受其影响，撰写《礼记义疏》，上奏梁武帝，召入寿光殿讲学，并步步荣升，其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处于梁武帝时期，并为萧梁政权服务。
我们从史料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梁武帝是欣赏和重视皇侃的学术与思想的，并委以重任，见梁武帝对皇侃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可看出皇侃思想与梁武帝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尽管梁武帝对皇侃的重视是处于政治统治需要，但也不能否认两者思想具有相通之处，此处不深言。
而在这种复杂的思想环境下，皇侃保持自己的君子气质，实现“中和之才。”皇侃一方面坚持儒家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据佛讲儒、援道入儒，使儒、释、道三者融会贯通。皇侃用自己的言行与教化，做到居于两端之间而又不改变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合理的诠释着中庸思想和教化思想。
皇侃一生思想，都融入《礼记义疏》、《孝经义疏》、《论语义疏》，但仅《论语义疏》留存于世。《论语义疏》是皇侃讲学时所用的讲稿，全书共十卷，皇侃采用逐字、逐句的注疏讲解法，并大量引用两汉魏晋的《论语》注解。
皇侃《论语义疏》在隋唐之前是重要的解经材料，学习之风颇为兴盛。晁公武的《郡齐读书志》卷四提及皇侃《论语义疏》，尤褒的藏书目录《遂初唐书目》中可见“梁皇侃论语疏”六字。然而邢翯《论语正义》的出规，导致《论语义疏》就渐渐被搁置了，南宋时期被遗失，直到清乾隆年间才从日本重新传回中国，收入到《四库全书》，才留存至今。近代则通称为《论语义疏》，为行文方便，文中或简称为“皇疏”。
03结语
《论语义疏》是以曹魏经学家何晏的《论语集解》为底本，选择采用两晋江熙所集晋代十三家的学说，还另外有通儒学的十九人所解，仅姓名可考的通儒大寥就达四十九家。皇侃既注经文，又解释何晏的《论语集注》的注文，注释采用“疏不破注”的原则，意在保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思想。
皇侃在这种自由阐释的学术氛围，致使《论语义疏》为后世研究《论语》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与文献，同时《论语义疏》采用儒、释、道三教相互阐释，据佛讲儒、援道入儒，为隋、唐儒家经学的三教合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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