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基本上接受过中学教育的国人对《大学》开篇的“三纲领”都是非常熟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大学八条目，中国人也是耳熟能详。
不过如果抛开这几句名言，《大学》到底讲的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和《论语》并列为四书，为什么会享有如此崇高的经典地位，以至于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后世学者，能立马回答的人就没那么多了。
那么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大学》的地位从何而来
讲一本书自然要谈作者，《大学》的作者是谁？流行说法是孔子的弟子曾子，曾参。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争议颇多，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不过《大学》出自曾子学派，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我们知道《论语》是直接记录圣人之言的书籍，所以长期享有儒学经典地位。但《大学》和《中庸》在唐宋之前其实都没有被特别地看重，大儒们的相关研究和解读并不多。
《大学》事实上是一篇文章，原本是《礼记》的第四十二篇，长期都是作为《礼记》中的一篇来看，总共也只有一千五百多个字，很少单独拿出来讨论研究。直到在唐宋儒学复兴的时代，《大学》的地位才逐步得以提升，唐代韩愈韩文公的《原道》里就引用“大学八目”来重申儒家的修学次序，以区别于佛道的修教体系。
直到宋代，这本书开始逐步得到重视，连皇帝也会在科举之后把《大学》赐予状元。但这个时候《大学》的思想价值也没有充分挖掘，它真正在思想上被研究和重视要归功于二程和朱熹。
二程说《大学》是“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也”，认为这本书是必读之经典。而朱熹对《大学》的贡献更是至关重要：他重新修订文本次序，将其区分为《经》《传》两部分，并把《大学》和《中庸》《论语》《孟子》并列，合为四书，编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的经典地位财彻底被奠定。
朱熹对《大学》非常重视：“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朱子说他对四书中的其他三本都已经没有太多的疑惑，但在《大学》上还是有所困惑，不停地揣摩修订，一直不是特别满意，在临终的前一天，还在研究修正。凝聚这位思想家一生心血所做的《大学章句》也被视为儒家之经典。
两宋时期，可以说是整个儒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诞生了像北宋五子，朱子这样一大批出色的学者，那《大学》又是如何在这个时期得到这些大思想家的青睐呢？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看法，在评论《大学》这本书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子的重视理由说得非常明白：《大学》讲的是古代贤士的学习次第，而且保留下的也就这么一篇。那作为后学者，不重视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按照《大学》的指导学习，那至少不会有所偏差。
明代王阳明对《大学》的重视更是犹有过之。我们知道，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平生不喜欢立文字，但他对《大学》的态度却是个例外。
阳明先生人生中的第一本出版著作就是《大学古本旁释》，他的弟子钱德洪就曾说：“”吾师阳明生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惟揭《大学》宗旨,以指示人心。”阳明的“致良知”“诚意”等核心思想就是脱胎于《大学》。
阳明先生对《大学》的解读和思考跟朱子有根本差异，从文本本身到思想解读，再到阐发都有矛盾，比如，他就非常不认同朱熹修订后的《大学》次序。但无论如何，这两位大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就是对这本经典的重视。
大学讲的是什么？
说了半天《大学》的重要地位，那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大学》主要流行两种版本，一种是朱子所修订的改本，一种是阳明先生所倡导，未被朱子修改的古本。这里面的区别展开来讲的话，几期都说不完，就不在这里深入讲解了。文本上的区别，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无论是古本还是改本，“三纲八目”的内容顺序都是一致的，只是后来的学者彼此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所以学习《大学》，从大学之道到未之有也是重点，而第一句话，又是重中之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朱子对三纲领的阐发很深刻。他认为，明德是上天赋予人的，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有灵性的，真实而清晰，自身就包含有众理，所以能够对应万事。只是由于气质禀赋的局限，以及每个人私欲的遮蔽，所以才不得其明。
这里有两个词儿需要讲一下，一个是气禀，一个是人欲。气禀，是说人对气的禀受，现在称之为“气禀论”，认为人的生命会受气的影响，会形成各种“气质”。这种气质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外在的气质，气场，更接近于特质或者天赋的说法。朱熹曾说：“天之生物,其理固无差别。但人物所禀于形气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异耳”
一个人如果禀受精英之气，就可以成圣贤，得天理，反之，则会愚蠢不肖。所以现在有不少人批评气禀论这种说法是“先天决定论”，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也是不对的。
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就特别强调“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朱熹本人同样主张:“人之为学,却是要变化气禀。”“不能学问,然后性命惟其气禀耳。”这些学者说的非常明白，气质是可以改变的，有所偏狭也可以得以修正，而改变的途径就是“为学”。
“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处自见得。”
每个人的气禀不同，有人长于此不免短于彼，不免有所局限。之所以要明明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此。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欲的遮蔽。现在一提到程朱理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迂腐”“吃人”，代表了腐朽堕落的封建礼教。但说实话，这种看法实在是有太多误解。把造成“吃人礼教”这种现象归罪于程朱本人是不公平的，倒是更应该让明清时期的统治阶层背负这种罪过。
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
朱子认为欲望是“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所以是充分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但一个人如果想做成圣贤，肯定不能为一己之私欲无所不为，这个道理就是放在现在也没什么问题。
所谓灭人欲，指的也是过分的私欲，在这一点上，与有些理学家相比，朱熹的态度事实上还更宽容平和了一些。在明明德的问题上，人如果以私欲遮蔽了本来开阔虚灵的人心，自然就跟禽兽一样，不得其明了。
在明明德之后，就应该推己及人，革旧布新，训导民众，最终“止于至善”，这也与“修己为本，治人为末”的思想一脉相承，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整部《大学》也都是围绕着修己进而治人的脉络展开。
所以从开篇首句来看，《大学》的意涵可以说是非常丰富，把为学乃至为政的框架建立起来，让后学者有了一个入手处，知道该怎么做，要达到的目标又是什么，被学者推崇也是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