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人也好，君子也好，大人也好，圣贤也好，做人该是我们人生第一个目标。能做一人，再能做一番事业，更好，但那是第二个目标。在事业中有立言一叶，可以立言垂万世，那更好，但只是第三个目标。
现在我们都把中国古人这一次序颠倒了，大家都要求识，都要发挥自己一套理想理论，要做一个人中最难的立言者。认为不得已而思其次，纔到社会上做事，去立功业。立德则被人人看轻了，认为没关係，不值得重视。人人“可能的”不重视，却中式那不可能的，实是颠倒了。唯其太看重了不是人人可能的，于是要向外面争条件、争环境，怨天尤人，而结果还是自己做不了主，徒生苦痛，增不满。此实与中国文化传统背道而驰。把一切责任都推向环境，说环境不好，这也无奈何。
--《中华文化十二讲》
本次阅读的钱穆先生的《中华文化十二讲》，也是在高铁回家的功夫在从书店买来，图个便宜。之后计划拜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本次先做为引子，了解下钱先生的治学思考逻辑吧。
性道合一
何为文化，civilization还是culture。古人言：“物相杂谓之文”，天地只生了男女，却未生夫妇。禽兽草木都有雌雄，但并没有夫妇。“刚柔交错，天文也。”人类从男女变成夫妇，再变成家庭，乃至国、天下，是为人文。钱穆先生开篇第一讲便是探讨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钱先生概括为四个字：“性道合一”。性为天生塑造、道为后天之路，人文合一既是天人合一。那么何为道，何为性：
道
在我们把“文化”二字从洋文翻译出来之前，我们更习惯称之为“道”。
道与理也是分开的，人为人道，物为物理。天，有天理、天道，而人物低一等，人无理、物无道。
道和术也有差异，术是指技术，更针对物；而道则是教人，教育是道而非术。道分大道与小道，盗亦有道，中国文化重道不重术。
性
“人之初，性本善。”《中庸》说：“天命之谓性。”人有人性，物有物性。
性偏向于情感，故常称“性情”。一切行为发源于自己的性，而归宿于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性是先天的，德是后天的，故又常称“道德”。
三不朽
从中再结合到个人，如何将传统文化在自己的生活中力行。人称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在己，立功在时，立言则最难。中国几千年的时间也只有一孔一孟，立功则需要外部条件相配合，而立德则在于自身，孝父母、忠义礼等，所以古人将立德奉为第一位。
而如今却把这顺序颠倒了，人人想要发挥自己一套理论思想，一心向外部争取条件，结果还是自己做不了主，徒增苦痛。所以在自己眼前，就算整个世界不好，只要把自己做好，利用自己的三达德（智、仁、勇）来履行实践五达道（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位就请从眼前的五伦做起吧！
中庸之道
《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何为中庸，其实也是我个人生活中比较会在意、想去了解的问题。所谓我理解的中庸绝对不是把事情单纯的和稀泥，调和折中，而是取其最优解。“极高明而道中庸”，正如射箭，射近射远皆是不准，只有靶心才是正中。
钱穆先生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做解析。真善美是谓西方人的说法，所谓极致的善。而中国人的思维是不取极端，世间并非两重世界，而是一条线，两端皆在同一线上。现实人生没有至善，也没有极恶，如上帝与恶魔、天堂与地狱。所以无论你站在哪一端，只要心向善，动一步或一念向善，便是善；若原来是靠近善的一面，只动一念向相反方向，便是恶。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讲善恶也应在人生中的每刹那、每秒之每动念上区分，社会之中职业有高下而品格无高下之分，只要能尽职便是高，能尽到机智便是圣人。
全书通读下来先生不以学术为目的，只以个人之思考推广中国之文化，每章读至片尾，颇有发人奋进之劲。回看五十年前钱穆先生在台湾的演讲，仍能感受其时代之独特性。
钱穆先生一生最后的手笔是这么写的，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钱穆（—），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穆先生编著的《中华文化十二讲(新校本)》是其著作系列丛书之一，钱穆先生一生崇敬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几同宗教信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其特殊之成就，有其特殊之意义与价值，纵使一时受人轻蔑鄙视，但就人类生命全体之前途言，中国文化宜有其再现光辉与发扬之一日。读《中华文化十二讲(新校本)》庶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悠久伟大，实有超乎一般想象之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