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监于二代一节》为明朝归有光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震川集》。“周监于二代”出自《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监”，借鉴。“二代”，夏朝和殷商。“从周”，认可周朝的礼仪制度。针对孔子的“从周”，归有光在文中阐述了圣人与时势以及礼仪制度变革的关系。
《周监于二代一节》原文如下：
圣人叹时制之善，而因以致其不倍之意也。夫法非圣人之所能为也，因时而已，孰谓有周一代制作之盛，而圣人敢有僭越于其间哉？昔者圣人不先天以开人，每因时而立政。方其时之未至也，前世圣人不能以预拟其后，而待其变于未然；及其时之既至也，后世圣人不敢以苟徇乎前，而安其法于不变。是故禹之造夏以忠也，方其法之始行，天下以为宜于忠也。及其弊而之野，则忠之道有所不可行，而徒为有夏之故迹矣。汤之造殷以质也，方其法之始行，天下以为宜于质也。及其弊而之鬼，则质之道有所不可行，而徒为有商之故迹矣。迨夫文武造周，而承二代之馀，虽其忠质之穷交有所弊，而天下之变固已略备于前世也。于是深明往古之得失，政惟由旧而斟酌以化裁之，监于夏而不纯用乎夏。洞悉天下之利病，制以宜人而变通以神明之，监于商而不纯用乎商，则周之政非夏之忠、商之质，而文武周公之文也。吾见圣人心思智虑之所及，尽伦尽制有以利用于生民。而上自朝廷宗庙，以逮于闺门闾里之间，品式具备，昭然礼乐之化，天地运而四时行矣。帝王经纶参赞之极功，大经大法有以范围于斯世。而大自祭祀会同，以至于揖让俯仰之际，缘饰委佩，灿然文明之治，日星明而江河流矣。然则吾生于今日，而仰一王之盛，固乐与斯世斯民共归于维皇之极，而曷敢自用自专，以妄起不靖之谋哉？夫子之从周者如此，盖亦伤周之末文胜之弊，而思文武周公之旧也与？
孔子曾经感叹周朝时期的礼仪制度非常完善，归有光认为，“夫法非圣人之所能为也，因时而已”，并非是圣人创造了章法制度，章法制度仅仅是圣人顺从时势自然形成的结果。即便是圣人，也要顺从时势，这点与“时势造英雄”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以“时之未至”和“时之既至”为节点，归有光进一步阐发了圣人推行教化必须与时俱进。时机尚未成熟时，圣人也无法提前设计礼仪制度，自然也不能垂范于后世；时机一旦成熟后，圣人也不能因循守旧而不改革过时落后的礼仪制度。
关于“周监于二代”中周朝具体如何借鉴继承夏朝和商朝的教化，归有光则承袭了司马迁的思想。《史记·高祖本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大禹开创夏朝，其教化依赖忠厚，但忠厚的弊端在于粗鄙而少礼。因此，商朝的教化便以威严恭敬改造夏朝的遗留。同样的，商朝人事事威严恭敬，难免迷信鬼神，周朝便以礼仪制度来规范约束。周文王、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深明往古之得失”，“斟酌以化裁之”，对夏商两代有所继承，但拒绝照搬，革除流弊时又加以斟酌变通。周朝人推崇礼仪，却有欠缺诚实的弊病，于是司马迁感叹“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针对周朝人的不诚实，还需要提倡夏商两朝的忠厚质朴。
圣人将礼乐教化发挥得淋漓尽致，归有光在文中大加歌颂的同时，对圣人的功用也有过誉之嫌，比如“昭然礼乐之化，天地运而四时行”，“灿然文明之治，日星明而江河流”，则明显带有“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味道。
归有光在文章末尾指出孔子“吾从周”的原因：周朝末年的礼仪已经偏离了中庸之道，孔子才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时期旧的礼仪制度心向往之。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中有句名言“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若拉长历史的时间轴，不难发现，礼仪教化早已跳出了“三王之道，终而复始”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