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御制文献中时常见到的“执两用中”一词，多为皇帝谕示臣下之语。关于“执两用中”，张岱年曾精辟指出:“中庸也就是在两端之间选取一个适宜的中点”，这个中点固定则是形而上学，反之不固定则是辩证法。对于“执两用中”思想，现代学术界多将其与对中庸之道的深刻理解同步讨论并阐释。
在论及清朝皇帝“执两用中”思想时，冯尔康认为，“刚柔并济、执两用中”是乾隆帝特有的政治标签，这一点与康熙、雍正二帝有区别。对此，笔者则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执两用中”思想绝不是清乾隆一朝的政治符号，而是深植于清朝诸帝的政治实践之中，并呈现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状态。
揭橥清朝皇帝“执两用中”思想的缘起，须由明清鼎革之际说起。努尔哈赤、皇太极崇儒重道的政治实践，将“满洲家法”与明朝体制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国家治理秩序，已经具有以儒治国的倾向，不失为儒家的“执两用中”之举。
清朝皇帝积极学习汉、满、蒙等文化，对于“执两用中”思想取其精髓融入治国理政，进而构建天下一家的政治意识，全面推进崇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为国家的治理融入了综合一体的文化因素。
允执厥中的帝王心法早期儒家继承尧、舜以来关于“人心”与“道心”关系的论述，将传统的天命观升华为帝王心法，为历代帝王修身所用。清朝诸帝普遍具有一种“以心法为治法”的情结，这种情结开始于康熙帝执政之时。宋儒朱熹将所谓的“虞廷传心十六字”，即尧舜相传的“圣人心法”作为其构建道统的经典依据，并构建了理学道统论的理论体系。
康熙帝对中庸之道的实践极为重视，并认为:“盖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焉。所谓敬也，诚也，中也。”他在御制文《勤俭论》中开篇写道:“尝观尧以执中之旨授舜，舜以执中之旨授禹，而孔子称禹曰无间然，舜亦美其勤邦俭家。
盖以奉己简薄，而于天地祖宗生民数大事克备。夫道以致其厚，有合于中之旨焉。”康熙帝称帝王心法为“执中之旨”，又将帝王心法与天地、祖宗、生民统合起来，是其对中庸之道的深刻理解。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意识到政统与道统建设的重要性，开始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加以尊崇。他在《日讲书经解义序》中阐释中庸之道曰:“性教中和，天地万物之所以位育，九经达道之所以行也。”他在《慎几微论》中进一步阐述了“执两用中”对于把握人心道心的意义:“盖人心道心，消长靡定，势不中立，或纵于一时而贻于久远，或疏于一事而误及多端，则其失非浅鲜也。”
雍正帝也以中道为帝王心法。他曾大谈中道:“朕观尧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时中，始为至善。我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相承之神谟圣烈，合于大中至正之道者，已经敬辑圣训，垂为世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中正之道已成为清朝皇族的圣训和世法。乾隆帝在御制文《大禹谟允执厥中》中阐释了自己对帝王心法的理解:“允厥执中乃二帝三王所传之心法，心法即治法也。心蕴内而治施外，舍执中无二道也。”他明确表示了以心法为治法的理念，并认为落实治法除了“执两用中”别无他法。
中正无私的中道思想“中庸”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康熙帝认为:“为政以中正诚敬为本，中正则能公，诚敬则能去私。”对于“执两用中”，他在《讲筵绪论》中有如下阐释:“天下国家事，莫不有大小重轻之势，故凡事当权衡折衷，必务其大者、重者。”
他在《理学论》中指出，“执两用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无私”:“求之而失于过，不得其理也;求之而失于不及，亦不得其理也。唯一中是无私，无私而后得其理之正也乎。”雍正帝倡导实政，也要求臣下忠贞为国。雍正元年(年)，他谕示臣下:“从来用人之道，必兼听并观，畴咨博采，方能允当而无失。
朕于选用人员，勤加咨访，正以朕一人之耳目有限，不若合尔诸臣之见闻，始无遗漏也。”雍正三年(5年)九月，他就刑事案件详审并谕示大学士:“盖能详审而得其平，则所施一当于理，并无宽大之足名矣，此即用中之道也。”
“执两用中”是清朝皇帝思想体系中一个持久稳定的思想内核，也是清朝皇帝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道德本位的显著特征，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标准。但在政治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清朝皇帝对于“执两用中”的实践与表达存在权衡性、矛盾性和模糊性，故其语言和行为往往存在诸多隐性的示范与引申意义。
就此而论，“执两用中”思想在“德治”“人治”特征较为明显的大国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不说是清朝皇帝执政智慧的体现。明清鼎革的儆惕之心明清易代之后，清朝皇帝十分注意吸取明亡的教训。康熙帝在御制文《过金陵论》中即反思称:“昔人论形势之地，首推燕秦，金陵次之。
然金陵虽有长江之险为天堑，而地脉单弱无所凭倚，六朝偏安弗克自振，固历数之不齐，或亦地势使然也。”针对明亡的原因，他以天心、地利为两端，取其中的“儆惕之心”，故而“朝乾夕惕”是清代帝王居安思危的座右铭。清朝皇帝喜欢用天道来探讨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并将解释权掌握在自身手中。
乾隆帝在《御制书隋文帝改元事》中开门见山写道:“隋文帝改元之事，昔于《通鉴辑览》但评其好详贡谀及加课工役之非，而于袁充书夜短长之妄，至引京房所说，辟之尚有未尽，兹故而申论之。”他指出:“夫治易以无私为本，京房以有私而治易，故其师焦赣即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在他看来:“盖略通阴阳天道之人，不得志，舒其愤懑，幸灾乐祸，申己私害公道，似房者不少矣。符其师言不亦宜乎?然此等言世治则少，世乱则多，亦不可不知。”这段话表明，乾隆帝对阴阳天道之于世道的影响是有所警惕的，并希望方士能够为公去私，维护现行社会治理秩序。
执中成宪的化成天下雍正帝作为康雍乾盛世的承上启下之君，其敕撰的《钦定执中成宪》堪称“折衷群言”“权衡醇驳”一书的核心思想就是圣人道统和帝王心法以及中庸之道，书中载有历朝历代名家关于“执两用中”思想的阐述，如张栻即有言为证:“胸中着一宽字，宽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
处事当如持衡，高者抑之，低者扬之，则常平矣。”这些名家论述具有鲜明的儒家辩证法意味，为清朝皇帝“执中”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参考依据。乾隆帝在御制文《执中成宪序》中诠释了帝王心法、“执两用中”以及“执中成宪”的含义。
乾隆帝又对其父“执两用中”之道作了阐释:“故凡施于政教者或予或夺，或宽或严，或抑扬迟速之稍有不同，而无不立乎大中，可为民极，即《书》中所谓执中，《大学》所谓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皆止于至善也。”综上所述，乾隆帝在《执中成宪序》中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朝皇帝帝王心法以及“执两用中”思想的含义，并对“执中成宪”作了权威阐释。
建中立极的君主集权为了实现“建中立极”目的，构建属于自己的皇极，清朝皇帝在思想控制、权力结构设计和架构上可谓费尽心思。“皇极”是《尚书·洪范》中的一个观点，体现了“德福之道”和“天人感应”观念。清朝皇帝以皇极构建政治秩序、建极导民的政治实践正是以此为依据。宋儒朱熹认为，《中庸》是“建立大本，经纶大经”。
虽未明确指出《中庸》是“四书”的核心，却强调了《中庸》的重要性。乾隆帝在御制文《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中对“皇极之义”作了经典阐释:“建极敛福，不必定指寿、富、康、宁之类，且九畴已对言之，何独于五?而又引而未发也，盖五既为皇极，有君道焉。
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五伦之叙即为君者之能建极，而敛时五福以锡庶民也。其或风俗浇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间不能尽其道而协其伦，则是皇极之建有未臻。”
乾隆帝对《尚书·洪范》的“皇极”之义进行升华，阐述了九畴、五伦皆系于人君的思想。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清朝采用了汉式的独裁君主制，在满、汉两方势力互相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了统治的稳定。”
据此分析可知，清朝皇帝对满汉官僚群体的权术平衡具有明显的“执两用中”的政治操作倾向，无论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军政，均要突出皇帝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