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下镇的朱姓竟跟朱熹有关快来听听这个诵读

12月29日,爱上·岭下——金东区第二届乡旅欢乐颂之庆丰收活动开幕式在岭下镇举行,大家一同邂逅了乡野风情,寻找到家乡年味,感受了岭下新变。其中,在开幕式上岭下镇的朱姓子孙所背诵的《朱子家训》大受好评,帮助我们解开了岭下镇朱姓的历史由来,了解到其背后到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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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训》)

接下来,

让我们了解一下朱熹吧

朱熹,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自宋室南渡以后,理学重心南移,朱熹曾在金华丽泽,五峰等学院讲学,接引弟子,传播理学,金华遂成为朱学的传扬之地。朱熹女婿的黄幹得朱熹亲传,黄幹传于弟子何基,何基传于王柏,王柏传金履祥,金履祥传许谦,然后再传“金华三先生”(黄溍、柳贯、吴莱),再传“金华四先生”(宋濂、王祎、胡翰、戴良),再传方孝孺,形成继承主线。以“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金华朱学”传承的朱学思想保留了朱熹的精髓,历来都被推崇为朱学嫡脉,视作朱门正传,金华遂成为了朱子理学的重镇。元末,朱熹九世孙即始祖千七公为避兵燹,见婺州风气纯朴,何王金许诸大儒得朱子正传,因慨然曰:是固吾家学薪传之所在也,遂定居于此,为金华松溪岭下朱氏始迁之祖焉。

延伸阅读:“浙东之学”:源头在婺州

年浙江省高考作文素材提到“浙学”,在我看来,所谓“浙学”主要是“浙东之学”,“浙东”指的是钱塘江以南包括金衢、宁绍、丽温及台州这大片的土地,“浙西”则是钱塘江以北的杭嘉湖地区。

两宋之际的兰溪人范浚被后人誉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此处浙学即“浙东之学”的省略,

元代著名学者黄溍认为:“贤良先生以道学倡于东南,以东莱吕氏继之,遂得濂洛之统。”贤良先生即范浚,东莱吕氏为吕祖谦,濂指濂学(周敦颐,又称濂溪先生,其学问称濂学),洛指洛学(程颢、程颐,河南洛阳人,其学称洛学)。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元公即周敦颐,二程指程颢、程颐兄弟。

黄溍认为,范浚先生是婺学先声,而吕祖谦继之完成体系的建立,他们所承继的是宋代周敦颐初起,二程作出重大贡献的理学思想。后世称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而在范浚、吕祖谦兴“婺学”之际,他们是与朱熹一同承接濂洛之统、不分著微的同道中人。

朱熹曾两次欲拜访范浚而未遇,在范浚逝后,朱熹亲往吊唁,后又作《香溪范子小传》,范浚长朱熹28岁,朱熹称范浚为“子”,可见其对这位长者的尊重。

吕祖谦完成吕学之建树,清代宁波籍历史学家全祖望先生认为“是时天下学术分为三家:朱学、吕学、陆学(陆学乃陆九渊之心学)”。全祖望认为此三学:“门庭路径有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朱、陆之间的学术分歧显著,而当陆九渊有一次面圣之机会,朱陆两人却能平心静气地在钱塘驿相商面圣对策数日。而朱、吕共同撰就《近思录》,朱熹两次将儿子托付给吕祖谦教学。朱熹最终的集大成一是得益于前人的研究,同时又得益于同时代同志间的声应气求及往复切磋。

“浙东学派”是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陈亮之永康学派、唐仲友的“说斋之学”,叶适集大成的永嘉学派,包括“甬上四先生”之学的综合称呼,这是指南宋乾淳年间。明代有王阳明之浙东心学,明末清初及清代有黄宗羲与全祖望之浙东史学。所谓浙东学派乃以地域定名,学问并不趋同。

就婺学而言,有吕学而有婺学,但吕学与同样以地域冠名的婺学不能混淆,因为婺学在当时还有另二位比较重要的人物陈亮、唐仲友,他们的学问与吕祖谦之学的差异甚大。本质上远远大于吕学与朱学之间的差异。

“说斋之学”当时之影响就相对小,同时期人数众多的理学家群体相互间的书信往来频繁,唯缺少与唐仲友的交流。到了后世,“说斋之学”的影响更可谓微乎其微。清代宁波籍历史学家全祖望先生曾阐述唐仲友不与人交往,特别点出同为一乡人的唐仲友与吕祖谦(吕、唐二人都居住于金华城内)却也无一信往来。这与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陆九渊的频繁书信往来形成鲜明对比。

陈亮的学问特点鲜明,其学因地域关系既归入婺学,但又单立为“永康学派”。若说儒学的整体是“经世致用”,陈亮的学说则稍失“中庸”,走到了追求当下,不顾及长远与整体的“事功”一途上,陈亮激奋时曾喊出了“功成便是德,事成便是理”这样的话。陈亮的祖父殁于靖康之变,国恨家仇使得陈亮成为最为坚定的抗战派,所以他与辛弃疾可以一见“钟情”,引为同志,他倾注在“恢复北方”雄略上的精力是最多的。作为一个朝代,其实需要多个方面学问,但吕祖谦与陈亮的学问不同向度是客观事实,吕祖谦思想中的“经世致用”承接于孔孟、濂洛,其重史是经史互参,与“事功”相去甚远!他曾经总结过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中心思想是应该先“内圣”后“外王”,这与陈亮的“功成便是德”的“骤欲更张”是不是背道而驰呢?

除却吕学被列为三学之一,吕祖谦创办的“丽泽学院”也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学院一起被列入南宋四大书院。其中,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南宋重建,与张栻、朱熹相关;象山学院是陆九渊创建。靖康之变导致北宋政府所藏的文献被毁被掠,而先于战乱便已定居金华的吕氏家族的丰厚文献,亦是浙东之学兴起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吕祖谦在当时理学同志中的地位,也吸引了诸如张栻、朱熹这样天下一流学者来到金华布道。

“浙东之学”的源头在婺州,最关键的人物为吕祖谦。吕祖谦对于金华文化来说有多重要?明代进士、金华学人戚雄有概括:“粤惟东莱实为吾郡之鼻祖,山川清淑之气因之而始钟,千古道学之源因之而始浚,朱张大儒因之始游其地,中原文献因之始广其传。”(戚雄《重修丽泽书院记》)

东南三贤:稀世之真儒,古今之益友

南宋,大片的北方领土被异族占领,南宋的实际控制区域就是东南一隅,东南三贤就是南宋鼎足而立的三位典范。

三贤定位区别于三学,人物以张拭赞换了陆九渊,加上朱熹与吕祖谦。从学术角度而言,陆九渊的心学虽同归圣门,但其心即理,顿悟的理念与东南三贤承接濂洛,强调通过不断学习渐悟的理念差异甚大。

张栻是湖湘学派的重要代表,张栻为南宋名相张浚之子,先从家学,再从胡宏,接受两程思想,对于张栻的学术影响,黄宗羲评议“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朱熹数次前往相会,其中一次,历时两个月,朱张之切磋辨论,被冠以“潭州嘉会”之名,与“鹅湖争辩”不同,三贤在总的方面乃声应气求,张栻与师友学生之信件往来,其中与朱熹与吕祖谦的占了几乎一半(见《张栻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朱吕之间共编了《近思录》,此书内容为周敦颐、张载、二程语录,吕祖谦选作丽泽两种教材之一,朱熹践行孟子的“易子而教”,将长子两次托付给吕祖谦。吕祖谦在三人中最年幼,小于朱熹七岁,朱熹脾气偏“刻厉”,偶有教训口气责吕祖谦之过于包容。张栻与吕祖谦曾于严州共事,张为府守,吕主管教育。两人前后脚来到临安,住同一条街,过从甚密。祖谦年少张栻三岁,吕祖谦在写给朱熹的信件中,称张栻为张丈。

东南三贤朱偏重四书,吕兼顾史学,但他们同为理学佼佼者,乃一条战壕中的战友。

明代金华学人戚雄定义三人为:“希(稀)世之真儒,古今之益友。”“其所舆论难,皆圣贤精蕴所期许,皆继往开来之责。”同时“其出处、去就不必尽同。”出处指师从,去就指学术指向。(《重修丽泽书院记》)

可惜张栻、吕祖谦都只活了40多岁,张、吕在世未能完成的,朱熹在之后二三十年继续努力,加之朱熹做学问方面的超群能力与刻苦,所以最终三人的学问以朱熹为最,“四书正学”“援释入儒,回归孔孟”“道尊于势”都由朱熹为最后之完成者,言其“集大成者”而不妄。

婺之四先生:朱学嫡脉,理学正宗

吕祖谦为婺学第一个高峰,但随着吕氏兄弟的相继去世,丽泽书院也陷入沉寂,婺学式微。

机缘巧合,何基的父亲出任江西临川县丞,而知县为黄幹。黄幹是朱熹的高徒,为朱熹赏识而将女儿嫁之。黄幹的学问让何父彻底信服,何基的父亲令两个儿子拜黄幹为师。探求义理,是要解决国家方向性问题,是关乎于“道”的顶层设计问题。这与清代考据是两码事,考据的功夫可以着眼于一事一物,而以义理为重时就要比较前人的学问,选取最优的以发扬光大。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是递相传受的师生关系,史称“北山四先生”。他们的抉择是承接先贤吕祖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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