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给大家讲一讲苏轼的中庸观。
中国哲学由儒学、佛学和道教的学说构成。苏轼生活在儒学复兴的时代。宋代的儒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精通佛学，并非常精明地把佛学的核心理论拿来构建孺学的体系。苏轼对儒学、佛学、道家学说都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儒学理论不足，所以将佛学、道家中的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等思想和方法吸收进来，建构起他的哲学观点，并支撑了他的一生。
苏轼传承圣人之道，其思想来自于儒学经典—《中庸》。苏轼作《中庸论》上、中、下三篇，阐释自己的儒学思想，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辙在《栾城遗言》中说：“东坡遗文流传悔内，《中庸论》_L中下篇……今后集不载此三论，诚为胭典。”苏轼在《中庸论》中传递的思想信息，既是《中庸》原意的阐发，同时也是自己思想的述说。
苏轼在《中庸论》中阐释的核心理念是道，而道是精微难明的，苏轼在上篇中说：“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著者”是指人们平常所理解的“道”，“微者”则是指心性层面精微的道。“道之不明”是因为汉唐以来的儒者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圣人之道的精髓，“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不仅如此，“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已远矣”。汉唐儒学不突出原始儒学中心性的一面，违背了圣人之道的精义。至北宋，孔孟心性之学逐渐开始得到重视，宋儒哲学家都以人的心性修养为出发点，并以此作为圣人之道的精髓，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宋明儒学心性论。
《中庸》的意蕴丰富，其思想不出于子思，而来自于孔子。“《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苏轼通过解释《中庸》，指出了“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最主要的三个条件：其一，“其始论诚明之所人”;其二，“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其三，“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这三个条件，苏轼在《中庸论》的上、中、下三篇中分别作了论述。
“诚”与“明”是《中庸》的基本概念。《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指的是圣人的自然天性是由至诚而后有明德，所以叫做性；圣人的修养是由明德而后有至诚，所以叫做教。诚则明，明则诚。《中庸》之“诚”是“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问政章》中的“诚”上本自然天性；下本从容中道，择善而从，体诚之人就是圣人。苏轼解释的“诚”是“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圣人之道出于人情，而圣人之“诚”则是从基本的人情出发，达到一种社会道德的本然情态：“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
苏轼在论述了“诚”后，又论述乐与知、乐之者与知之者、圣人与贤人的区别。在苏轼看来：“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人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乐之者为主也。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人；先人者为主，而待其余，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中庸论》的上篇中讲，圣人以“乐”为基础，为底蕴，指向知识、智慧，从具体的生活情节中体味到“乐”的情感。贤人以知识和智慧为基础，通过努力达到“乐”的境界。根据苏轼的理解，圣人以“乐之者”为主，体认到乐，才算是知.贤人则“无所不知”，对于所知的东西“有所不能行”。贤人与圣人区别在于是知之者还是“好之者”。知之者是贤人，“好之者”是圣人。所以苏轼说：“子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圣人能通万物之理，观万物之变，尽自然之理。苏轼在《上曾垂相书》中说得很清楚：“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由无私，而通万物之理、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断之于中，即是贤人、圣人。
圣人与贤人的不同在于境界的高低。境界的不同表现在对待困难的态度不同：“孔子厄于陈、蔡之间，问于子路、子贡，二子不悦，而子贡又欲少贬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乐之者未至也。”“乐”与“知”的区别在于知是修养，乐是境界。子路、子贡并不是不懂得传道艰难，而是没有达到“乐”的境界。苏轼说：“子路能死于卫，而不能不温于陈、蔡，是岂其知之罪耶？”孔子能够“不温于陈、蔡”，却不能“死于卫”，是因为乐的境界不同.孔子的“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孔子及其弟子追求的都是一种“乐”的境界。
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