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规则之提倡
冀洋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在刑法方法论上备受冷遇，这源于刑法适用中的实质入罪思维即“处罚必要性”已成为决定解释范围之最高标准，“刑法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则被视为解释学发达的阻碍。但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刑法之首要价值乃是“明文”限制司法权，在解释存疑时，若要得出最终结论，必然不能基于价值中立，而是要由罪刑法定为“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提供价值来源。对“刑法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轻视，导致目的解释成为解释方法之冠，类推解释通过“可能的文义”被包装为“被允许的扩大解释”，而二者共享“目的性扩张”的入罪逻辑，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界限。正如“事实存疑时”不能采信“可能具有”的事实，“刑法存疑时”也不能采用“可能具有”的文义。“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意味着刑法安定性绝对优于处罚合理性，这种严格解释的态度永远不会过时，它有助于根绝入罪类推风险，鲜明提升文义在解释中的边界意义，是对罪刑法定最忠实的坚守。
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解释规则；罪刑法定；目的解释；严格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法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已被公认为是刑事诉讼中针对“事实存疑”的裁断规则，即证据存疑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选择；至于它是否适用于刑法文本的解释，在我国则存在很大争议。[1]支持者认为，“法律存疑时，在法条文义限度内无法作出一致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结论”；[2]而反对者则认为，刑法解释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是对该法谚的极端化理解，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滥用”。[3]十多年以来，支持者积累了很多有益成果，但与反对者频频“亮剑”相比，存在“自言自语”、“驳论不足”的封闭式研究惯性，未能有效回应质疑、及时跟进和清理反对者暴露的问题，对于该规则在个案解释中的具体运用也付之阙如。由此造成了支持力量相对孱弱的局面，反对者的观点顺势成为“绝对优势说”。综合而言，反对者主要抱持两大理由。
第一，在价值观上，反对者认为，刑法应秉持价值中立而不应给予被告人以任何偏向。例如，有学者主张，“刑法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背离了刑法的价值选择，[4]“现代法律是反映社会正义的价值中立的社会规则。刑法是法益保护的最后盾牌，其价值定位亦应当是价值中立。……要中立地兼顾好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关系。……刑法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权利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二者是一致的。……在当代社会，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都应当互相协调，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刑法的社会机能”。[5]由此，“是否有利于被告人”从来就不能是一个解释结论的甄别规则。还有学者指出：“刑法要同时实现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两个机能，因此，判断解释结论是否合理，要看是否在法益保护与自由保障两方面求得均衡，是否在善良人的大宪章与犯罪人的大宪章之间寻得协调，而不可能在任何场合都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6]据此，“现代刑法以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为双重目的，二者处于同一位阶而不存在主次关系”，[7]因而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导向的存疑处理规则，完全不符合刑法的中庸之道，刑法解释完全可以鱼与熊掌兼得，“存疑有利于被告人”是一种迂腐之见。
第二，在方法论上，反对者认为，目的解释始终具有最高效力，解释存疑时，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只要符合法益保护目的，就是妥当的，“是否有利于实现法益保护目的”而非“是否有利于被告人”乃是终结刑法解释的唯一标准。有学者指出：“当各种解释方法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时，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论解释，而不是有利于被告人。……所以，当出于法益保护的目的,需要对刑法条文作出必要的扩大解释时，即使不利于被告人，也适用这种解释结论。”[8]显然，如果支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那么就堵塞了目的解释论的“晋升”之路，会造成目的解释的发挥空间受限；相反，一旦“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被否认，目的解释的“方法之冠”地位就被凸显，解释者就自然获得了最大的用武之地，而不必畏首畏尾。例如，在对我国刑法第条“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解释中，有学者主张，“对真正军警人员显示军警身份进行抢劫的，应当比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受到更为严厉的制裁”，“冒充”由此可以被解释为“假冒”与“充当”，“真军警人员”属于“充当军警人员”即符合“冒充军警人员”之加重构成。[9]我国学界近乎一边倒地对上述解释提出怀疑，[10]而论者对此却何以固持己见？原因很简单，即真军警人员显示身份抢劫更值得被处罚，加重处罚更有利于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当人们对“冒充（假冒+充当）”的解释存疑时，若只考虑“法益保护目的”而舍弃“有利于被告人”，则解释空间确实被扩大了。由此可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这种看似“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为刑法解释技术的拓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似乎不利于刑法方法论的蓬勃发展，因而被多数刑法学者合力排除出解释学。这一命题被否定之后，解释者方能更有作为。
然而，反对者在基于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考虑而毅然告别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之后，其面临的问题不是更少而是更多：在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上，刑法解释学能够全天候地保持平衡吗？刑法中的“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定罪处刑”，岂是价值中立的产物？法律解释分歧的解决依靠“价值平衡”是否足以得出最终结论？尤其是，当惩罚犯罪（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之间存在对立时，应倾向于哪一方，这不该是一个率先的追问吗？否认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纵然有助于解释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有助于迎合社会现实与政策需求，但是否也由此在文本适用上突破了罪刑法定？勇气越大、步子越豪迈、走得越遥远，是否失去的也会更多？这些都需要给予批判性思考，否则就会造成一些混淆视听的结果。有鉴于支持者论证的相对迟滞，一些有力的辩护空间并未被发掘，本文将结合国内新近文献中的反对观点，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两大方面，对“存疑有利于被告人”进行新的辩护，并对其在个案中的使用逻辑加以说明，以期为该规则在刑法解释学中的地位正名。
二、价值非中立：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存疑的处理根据
法律价值首先是法哲学的研究议题，拉德布鲁赫便曾提出了“法哲学作为法律价值的思考”之命题。[11]我国较早研究这一领域的理论法学者指出：“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在一般意义上，法的价值都是在应然意义上存在的。”[12]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也认为：“刑法的价值考察，是在刑法实然性的基础上，对刑法应然性的回答。刑法学作为一种独立学科，也是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正是以对刑法的应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