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读书明理”，这句话在中国社会适用，其实全世界都通用。
虽然一个人不读书、或书读得少不一定不明白道理，但读书多或读书时间长的人，知道的书本知识肯定也多些。那么古代的圣人呢？
有人说，朱元璋“一字不识通六经”。这是一个特例，这说明，朱元璋聪明绝顶，能够不读书而通晓“六经”里面的道理，实在厉害！
换言之，朱元璋虽然不识字，但不等于说他没头脑、没思想或没文化；而是说朱元璋的认识水平非常了得，已经接近“六经”的层次，否则人家也不可能当上明朝的皇帝。
这个特例也说明，人的思想认识不一定非要通过书本，还有其他渠道，像个人悟性、家庭教育、社会见闻、生活阅历、朋友交往、影视欣赏、收听评书等等。
但这里还应该再延伸一点，即使朱元璋再天资聪颖，历史上也没有人说他能够“一字不识通《道德经》”。
换言之，即使朱元璋能够领悟“六经”里面的道理，却不能证明他也有能力懂得《道德经》中的思想。
按照一般的常识，如果朱元璋没有读过老子的《道德经》，恐怕凭一己之力很难做到儒、道兼通吧。
这个现象也说明，一个人的认识视野和能力是有限的，世界上没有无所不知的天才，也没有绝对普遍的永恒真理。
比如数学中的几何学，人们在初中学的几何学叫做平面几何，又叫“欧几里得几何”，只适用于一维空间——平面空间；如果把平面几何中的三角形原理运用在地球仪上就是错误的，球面几何学又叫做“非欧几何”。
作为纯粹科学的数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对象了，像社会、历史、道德、法律、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是人学科学对象。
从个人能力上说，一个人无论再聪明，知识再渊博，也不可能通晓全世界的所有真理。
再举个例子，很多人对儒家的《论语》推崇备至，认为《论语》已经囊括社会人生的绝大多数道理，像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
所以有一句古语：“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对《论语》的意义评价甚高，意思是说，有半部《论语》已经足以保证天下太平。
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不会消亡了，清朝的皇帝也不会被赶下台。
在此可以把儒家的《论语》和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做一下对比。
先下一个结论：假如孔子生活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时代（他们都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估计孔子就不会这么自信了，古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对《论语》思想评价这么高。
记载孔子思想的《论语》和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的区别非常明显，比如认识视野方面的差异。
《论语》只介绍了一种社会关系——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只推崇一种道德文化——周代的礼仪。所以孔子才发出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的意思是说，只有周朝的典章、制度才是合理的社会形态，只有周代的礼法才是治国安民之道。
下面再看一下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总共介绍了十几种社会形态，分析了各种社会形态的利弊、优劣，如王政制度（类似于古代的夏商周社会）、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民主制、共和制等等，其中还包括几种混合型的社会形态。
从社会、历史视野上看，已经看出两位思想家或两部著作在认识方面的差异了。
读者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孔子生活在希腊时代，假如他看到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反过来也是，假如亚里斯多德也读到孔子的《论语》，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里面的故事情节恐怕只有通过读者的知识积累和跨时空想象了。
在此，编者不是有意贬低古代的圣人之道，而是就事论事，客观分析，一切以历史知识为准。
就社会发展而言，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无法离开自己的历史记忆；文化的历史记忆既可以保存在社会实践中，如社会关系、法律条例、道德伦理，也可以保存在书本知识中，像儒家的《论语》、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等。世界文化的传承不就是通过这两种形式一代代延伸下来的吗？
比如近代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源自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即希腊的科学、雅典的民主制、罗马的共和国和法律；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代代更迭同样源自古代封建文化的影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以无论从社会还是历史层面，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特定的文化记忆密切有关，是文化记忆的具体体现和时间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