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大致而言，经学的研究对象以“五经”为主，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四书”为主。方法上，经学重考据，理学重义理。“四书”取代“五经”，实际上就是以新的文本、新的方法，提出新的学说，以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
．孝经与尔雅
儒家经典，从汉代的“五经”，发展到宋代的“十三经”，篇目接近原来的三倍，文字更多出数倍。其中，《诗经》《尚书》《周易》变化不大，“礼经”在《仪礼》之外又加上了《周礼》《礼记》，《春秋经》则扩充为“春秋三传”。除此之外，还有《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四部，都是后来才升格为“经”的，其中可以分为两组：《孝经》《尔雅》是一组，《论语》《孟子》是另一组。
《孝经》是“十三经”中，唯一直接以“经”作为标题的著作。但班固认为，《孝经》的“经”字并不是指“经典”，“孝”和“经”是“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句话中最重要的两个字，意为“孝道是天下的常道”。
《孝经》分今文、古文两个版本。今文《孝经》共十八章，汉初由颜氏献出，郑玄曾为之作注；古文《孝经》二十二章，和“古文尚书”一样，都是发掘自孔壁的古文经典，孔安国曾为之作注。后来，唐玄宗亲自为《孝经》作注，“御注孝经”问世后，郑玄、孔安国的注本就都废弃了。
《孝经》以孔子与曾子的答问展开，全方位讨论了孝道的意义，很多地方都非常深刻，比如《谏诤章》里提出：不能无原则地听从父亲的命令，如果父亲做了不合适的事，应该加以劝谏。
中国古代很多朝代，都宣扬“以孝治国”，实际上是希望“移孝作忠”，把孝顺父母转化为效忠君主。革命家谢觉哉在《爱父母》一文中指出，应该剥落强加在孝道上的封建外衣，还原孝道作为人类美德的本来面目。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诸多文献里古文词汇的工具书，号称“辞书之祖”。
《尔雅》最早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有人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后经孔子及其弟子增补。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至汉朝初年学者的集体创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尔雅》全书收录多个词语，按义类编排，共计个条目。原本有20篇，现在仅存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19篇。
《尔雅》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后世同类著作，乃至医药本草类著作，都沿用了《尔雅》的体例。
《孝经》《尔雅》虽然在唐宋年间才被正式列为经典，但早在汉代，《孝经》《尔雅》两书都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博士，也都有注本传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经典的地位。但是相比《论语》《孟子》，后者因为被列入“四书”而更为世人所知。
．论语与孟子
《论语》是记录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是中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
《论语》在传播过程中出现过《古论》《鲁论》《齐论》三个版本，现在的通行本《论语》是《古论》和《鲁论》的合编。《齐论》一度失传，去年在西汉刘贺墓发现了《齐论·知道篇》。
《论语》只能体现孔子部分的思想，想要了解完整的孔子思想，应该看他整理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最初只是儒家“子”书，直到唐代才被尊为“经”。
《论语》中每一章都宛若明珠弥足珍贵，但整体上不成体系，真要学通《论语》，必须把其中暗藏的脉络理清。扬中张家春、张建中父子编著的《论语新读》一书，就做了这样的探索。
《孟子》是记录战国时期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11篇，现存7篇，因为每一篇的篇幅较长，所以拆分都拆分成上下卷，共14卷。
《孟子》一书的主要作者孟子，是孔子以后最具代表的儒家学者，但他并非孔子的嫡系传人，孟子曾自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我没有机会成为孔子的徒子徒孙，我是自己敬仰并且传承了孔子等人的学问，并且把他们当成了老师）。”
孟子的性格较为外向，遇到不配合的听众，往往迎难而上，充满斗志。比如《孟子》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是他遭遇梁惠王的质问——“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拜见梁惠王，梁惠王很不客气地问他：“老头，不远千里过来，带来了什么有利于我国的良谋吗？”孟子并不生气，他回答说：“大王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除了利益，还有仁义啊。”这也是著名的“义利之辨”的开端。
此外，孟子还主张人性本善，他认为，每个人都具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分别是仁、义、礼、智的发端，合称“四端”。《三字经》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基于孟子的理论。
《孟子》被尊为“经”，比《论语》更晚，在五代时期，后蜀刊刻“十一经”时，首次将《孟子》列入；宋代刊刻“十三经”时，也列入了《孟子》。
《论语》《孟子》虽然在汉代就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博士，但直到唐宋时期才正式被列入“经部”；南宋时期，朱熹汇编《四书集注》，将《论语》《孟子》编入，这两部著作又迎来了新生。
．大学与中庸
《大学》《中庸》原本都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宋代以前很少单独流传。北宋年间，宋仁宗经常抄写《大学》《中庸》《儒行》等篇目，用于奖掖优秀的士子，《大学》《中庸》才出现了单行本。
《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内容包含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人从内在修养进阶到外在事功的教科书。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改编了《大学》的部分字句；南宋时期，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上，又对《大学》加以改编，并为其作注。其后，还有许多学者改编《大学》，从而出现了各种“改本”。明代学者王阳明则主张废弃“改本”，重拾《礼记》中的原本。此后，“程朱改本”与“礼记原本”并行于世，各有流传。
《中庸》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开篇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将儒家思想从人伦提升到了天道的层面。《中庸》的内在修养部分，主要有明、诚两个方面，明相当于《大学》的格物、致知，诚相当于《大学》的诚意、正心。此外，《中庸》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修次第，也被历代学者所尊崇。
《中庸》在流传过程中，虽然没有像《大学》那样被反复修改，但也有所加工——朱熹将《中庸》全文拆分为33章，后世注释大多依照这个框架展开。
在唐代以前，《大学》《中庸》都作为《礼记》中的篇目，与《礼记》一并流传，郑玄、孔颖达等学者注解《礼记》之时，自然也一并注解了《大学》《中庸》。时至今日，郑玄等人的注解，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唐代开始，《大学》《中庸》受到了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