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辑：读经偶得（上）
八、大学之道
说到国学，必然要提起“四书五经”，不熟悉国学的人不很清楚哪“四书”？哪“五经”？其实，“四书五经”是十一种儒家经典著作的统称，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堪称东方圣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由孔子的孙子子思执笔。由于此四部书出自孔子、曾参、子思、孟子四位大儒，亦称“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部典籍。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必读书，代表着中国社会长久以来最主流的思想智慧。
“四书”中的《大学》是在“四书”中首先学习的一部经典，被称作“初学入德之门”，中国知识分子从此走入系统学习、走进道德世界的基础学问。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是《大学》最开篇的一句话，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个词就是整部《大学》的“三纲领”，由此可见这句话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大学考察，参加师生座谈会时就引用了这句名言。
大学之道是这样一条道路：从明明德开始，通过亲民，最后止于至善。
当然，这里的“大学”与当今的高等学府不是同一概念。古代的“大学”有两种含义：一是“博学”，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以，古代的“大学”是大人之学、是君子之学、是走向人生大道的学问，能开始研习“大学之道”，就意味着心理成人的开始。
“大学之道”有三条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第一条纲领“明明德”：要弄明白、搞清楚内心原有的光辉品德。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至于那些罪犯恶人，则在于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如何面对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儒家找到一种最佳方法，就是“明明德”。当一个人通过良好的教化、修养、陶冶之后，就能够把内在清净无染的本性发展出来，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为了将人性内在的光辉发扬出来，进而培养更光辉的人性，就要克服环境的恶劣侵蚀，这样才能把每个人心里所有的光明德行激发彰显出来。“在明明德”其实就是以自我启蒙，洗掉那些蒙蔽心灵的赘物，开启出美好的德行。
第二条纲领“亲民”：通过自我完善而获得的心性提升成果不能一人独享，这就是“亲民”的精神。一旦人经过自我启蒙获得了刚健清新的人生境界后，还要承担去除其他人理智之“蒙”的义务，从而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去掉蒙昧，走向新生。这种推广及人的启蒙，正是知识分子和大学之道的重要功能。古人讲“兼善”而不是“独善”，不仅让自我变得更加完美，也要让天下变得更为完美。
第三条纲领“止于至善”：“止”是达到，“至”是极度，“止于至善”，就是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当然，任何完美境界都不存在，任何极致追求都很难实现，所以大学之道实际上是把对人性至善至好的追求当做理想目标来看待。有了宏伟的正义目标，有了坚定的价值理念，那么，只要人心向善一点点、只要每天向新一点点，就是朝目标接近了一点点。君子修行永远没有完成时、大道之行永远没有停歇时。美好的理想设定、完美的人格追求，是让人不断完善自我、不断提升境界的正面价值引导。可以说，大学之道之所以为大学之道，就在于其所成就的人不仅仅在于一般的“善”，而在于最终达到“最高的善”——将人性本有的“明德”展示出来而使人心远离私欲污染，对事物体察入微并葆有心灵知止之定。这标示着作为大学之道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要求超越一般之善的自我成为至善之圣人。当你进入大学之道最高境界“止于至善”，成为至善之圣人时，你的责任便是启蒙他人，去除其他人理智之“蒙”，将自己的道德修养施及于天下百姓，以此循环，传承便得以延续。
大学之道告诉我们要懂得去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改变我们身边的人，现今社会，大学之道丢失久矣，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大多数人都保持着“各扫门前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生信条，所以，老人摔倒了，却没有人来扶一把；路见不平，怎么也开不了口吼一声，更何谈该出手时就出手。至于“启蒙”更是成为稀罕，不仅人们遗弃了“启蒙”他人的责任，每个人更不愿意被他人所“启蒙”。其实，在当今社会，大学之道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大学之道的三条纲领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社会就会朝向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古代的大学之道与现代的大学之道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大学的形态就有了质的变化，教育理念也有着极大的差异。过去的大学以施教者为中心，怎么学，学什么，都有圣人告诉你，引导你。一旦成为圣人，又要担负起启蒙他人的责任。以此循循相续，环环相生，传承得以永续。现代社会高度发展，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大学已经没有了特定的模式，最主要的特征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想当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时候，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现象，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有万，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仅为4.8%。改革开放之后，大学一再扩容，年录取了万，录取率为64.2%，年高考录取率更高达74.33%，独木桥现象一去不复返。大学也逐渐转变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机构，学习者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决定学习的内容、方法、时间、地点以及向谁学习。大学中所有的成员，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员工，都是学习者。二十一世纪的大学教师将会发现有必要把教师的角色放在一边，而成为学习内容、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的设计者。一种新的合作学习的方式将产生，教师和学生们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教师们更像是顾问或者教练，而非教师。
不由想起了蔡元培。当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的时候，北大就象官僚衙门一般。蔡元培借用德国柏林大学的学校建制、办学理念，强调学术至上，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坚持教授治校，聘任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专家学者，一切以学术的充分发展为目标，以此成就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旧北大的管理体制被教授治校的新体制取代，北京大学因此脱胎换骨。在抱残守缺的年代，蔡元培以超前的眼光为中国教育奠定包含现代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石，蔡元培也因此被誉为引领时代风气的“大先生”。
“大学之道”强调的不仅是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实践，它还要求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应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是一个推己及人的过程。这一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都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