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中庸广义》中明确指出善性为每人所具有，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不同，只有量的差别，这就从先天普遍性的高度保证了人性的平等。后来，他更是在本体宇宙论的高度上对此进行了论证。虽如此，从整体上观之，其人性论为性善恶混论。司马光进一步认为因人性有善有恶，故需“修养”，而“守中”与“立诚”是最为重要的修养方法。
总之，虽然司马光在对儒家经典（尤其是《中庸》）的解释中建构了一个含本体、心性、工夫的思想体系以回应佛教的挑战，如此便能扩大《中庸》在士人中的影响，也可使之地位进一步提升，但因其解释还有不足之处，故未能真正完成新儒学的建构，最终必然被理学家的《中庸》诠释所超越。经学发展到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四书》与《五经》并列的系统。
而《中庸》的地位之所以能大为提升并成为《四书》之一，得益于一大批宋儒的推动。除了范仲淹、胡瑗、王安石、苏轼等人外，司马光也是宋代较早有专著阐述《中庸》思想的士人。有学者甚至认为他是宋代最早对《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但这实际上与史实不合，在此之前胡瑗已有《中庸义》。不过，他确实是最早有专著（《〈大学〉〈中庸〉广义》）同时对《大学》《中庸》进行诠释的儒士。该书虽未能流传下来，但在南宋卫湜编的《礼记集说》中还存有他解《中庸》《大学》的材料，这些应是《〈大学〉〈中庸〉广义》中的内容。
此外，司马光对《中庸》诠释的材料还散见于《司马公文集》《易说》《法言集注》《太玄集注》等论著中。对于司马光的《中庸》诠释，虽已有学者做过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但研读后，仍有推进之处。心性论的不足是儒学难以回应佛教的重要原因，故而加强儒学性命之学的建构是儒士们（尤其是宋儒）的重要任务。到庆历之际，性命之学已是士人热议的话题，以至于欧阳修批评说“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
司马光也有相似的论述：“且性者，子贡之所不及……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然而，司马光与其他宋儒（如苏轼等）一样，不可能违背主流，也围绕时代主题来建构自己的心性之学。
他在许多论著中都谈及“性”，如他在《中庸广义》中对“天命之谓性”作了如下解释：性者，物之所禀于天以生者也……天不言而无私，岂有命令付与于人哉？正以阴阳相推，八卦相荡……庶物禀之以生，各正性命，其品万殊。人为万物之灵，得五行之秀气，故皆有仁、义、礼、智、信，与身俱生……五常之本，既禀之于天，则不得不谓之天命也……夫人禀五行而生，无问贤愚，其五常之性必具，顾其少多、厚薄则不同矣……多且厚为圣贤，少且薄者为庸愚，故曰：“天命之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