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子之交淡如水,聊一聊中国的君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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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子之交淡如水”,聊一聊中国的君子文化“君子”与“君子文化”,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之一。它不仅深深地印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同时,作为炎黄子孙为人处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体系与行为标准。“君子”与“君子文化”,已经融入了每个华夏儿女的血液中。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君子与小人既是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同时,也是水火不容的两个道德体系。《论语·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君之者不仅胸襟宽广,还时刻以“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小人”则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君子的情操高洁而有气概,小人则蝇营狗苟不成气候。所以在这种界限分明的道德体系中,古代的先贤和仁人志士,无不对“君子”人格趋之若鹜。以“君子”人格为基础,所形成的“君子文化”,在贵族以及士大夫阶级中开始不断蔓延。笔者认为从这角度来看,“君子”以及“君子文化”的诞生,在古代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之下,始终无法摆脱它的阶级属性。即只有统治阶级、贵族阶层以及士大夫,才可以称为“君子”并谈论“君子文化”。从这一点来看古代的“君子文化”具有一定局限性。生活在在古代社会中的,奴隶、平民、商人、农民阶层,不仅没有途径或办法接触“君子文化”,就连成为“君子”的资格都没有。笔者认为从这个层面来看,“君子”以及“君子文化”,不仅具有阶级属性同时还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这种不对等的道德体系与行为标准,或者具有“双面性”的文化特征,与古代中国的社会体制、民众思想意识,其实都有不可分割的重要关联。在古人的思想中“君子”的高尚情操,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阶级地位、教育程度都有关系。在这种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君子文化”,在先秦时期并没有成为,普罗大众的道德与行为标准。而出自《庄子·山木》:“谓贤者之交谊,平淡如水,不尚虚华”,也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仅限于贵族阶层的“君子”群体。“君子”人格与“君子文化”的形成契机“君子”一词比较广泛的出现于先秦典籍,在当时多指“君王之子”,主要的寓意就是地位崇高的人。这也反映出了“君子”与“君子文化”的阶级属性。随着朝代不断更迭,人们的思想意识不断提高,“君子”的寓意和属性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道德”含义的人格体现。《周易·乾》记载:“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明在当时“君子”的寓意,已经开始与“德行”融为一体。《尚书·虞书·大禹谟》中有云:“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时“君子”人格已经确立,并且与“小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子”观念从萌芽阶段开始,经过不断发展与演化,并最终以理想“人格”标准的姿态流传于世,不仅为我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建立,以及社会秩序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促进人类思想意识,向更高阶段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这个所谓的“更高阶段”,其实就是“君子文化”的形成,以及“君子文化”与儒家思想结合之后的升华。但这一切的基础都离不开“君子”人格。因为只有“君子”才能,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线。“君子文化”体系形成的重要表现“君子文化”其实就是“君子”人格的一种具体表现。即“君子”群体的处世态度以及道德标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道德修养与人格”为一体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体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人格与提升人生价值。笔者认为从这个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君子文化”其实就是因“君子”人格而起。这种文化所表现的内涵,其实就是传统道德精神与伦理教化。“君子文化”所宣扬的“知行合一”,以及品德与良知无论古今,都对中国人的思想以及行为造成了深远影响。“君子文化”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受到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尤其是对于贵族以及士大夫阶层来说,他们已经将“君子文化”,当成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主要与“君子文化”,所体现出的道德礼法、家国情怀,以及人格魅力都有很大关系。古时君子以“君子文化”作为,衡量道德的唯一标准。荀子在《荀子天论》中写道:“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表面意思就是天地之所以长存是因为有“道”。而这里面所说的“道”,其实也是“君子文化”的一种引申意义。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要想成为正人君子,首先就不能贪图享乐,不能只是要求衣食住行。只有做事、做人保佑谨慎态度,并且向遵守道德标准的学习,才符合“君子”的标准,以及“君子文化”所倡导的精神。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这些其实都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如果总是骄横无礼、不能成人之美,不仅不能成为理想中的“君子”,而且也无法融入“君子文化”体系。笔者认为古人之所以会对“君子”,以及“君子文化”保佑强烈的执念,这与当时的社会制度、风气都有很大关系。在贵族以及士大夫阶层,如果无法融入君子文化之中,恐怕不仅会被世人唾弃,严重的甚至会丧失阶级利益。在“君子”与“小人”的阶级对立中,人们对行君子之事、唯君子之德十分看重。这既有其阶级属性的原因,同时也是贵族与庶民的分界线。只有“君子”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而“小人”既没有社会地位也谈不上什么贡献。但这种现象只存在于,古代的封建思想之中。“君子文化”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与升华“君子”和“君子文化”自出现之后,一直到春秋晚期都在不断完善与改进。孔子将“君子文化”与儒家学说有机结合之后,“君子文化”的内涵才基本定型。并且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君子”和“君子文化”的含义范围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君子文化”在春秋末期,已经不是一种“特权”文化,他作为道德思想正在不断影响黎民百姓。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除了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之外,其实还与当时社会动乱,贵族与士大夫阶层朝夕更替有关系。春秋末期有很多贵族“君子”,在战乱中可能一夜之间就会沦为平民。也就是“君子”阶层看不起的“小人”。但此时“小人”主要按照阶级属性来划分,还尚未发展成为“君子”的对立阶层。“君子”、“小人”在先秦时期,只是用来作为区分阶级与身份的代名词。“君子”代指天子、贵族和士大夫等。而“小人”则指庶民百姓。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君子”与“小人”在此时,还没有上升到道德与精神层面。孔子为《周易》撰写的《象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段话其实就是为“君子”确立了道德框架,同时也为“君子文化”设定了具体范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一日三省吾身”,“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这两段古文所表达的思想,其实就是“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要想成为“君子”就应该如此。同时为了宣扬“君子文化”,《曾子》还提出了“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腻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的观点。从这段文章的释意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此时已经形成了“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文化”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在普通百姓阶层则以“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为标准。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子文化”在历史演变中,已经成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道德与精神体现。“君子文化”是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升华与实践,同时也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豁达表现。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这其实也是“君子文化”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中庸之道的体现。结语“君子”以及“君子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尤其是在其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之后,对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多角度发展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人文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更大。虽然二者出现在先秦时期,但却是在春秋时期定型并蓬勃发展。这种以古代封建思想为依托,而出现的理想人格与文化体系,经过不断沉淀于发展,直至今天依然还起着非每个人的心中。“君子文化”作为中华民的精神符号,已经融入了现代人的精神以及血液之中。现代“君子文化”对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交往也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中华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提倡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在这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人们对道德、精神、文化的创造上,可以用不遗余力来形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种以理想人格为代表的“君子”精神,以传统道德体系为中心的“君子文化”,会不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程碧英《论君子文化的时代内涵》李潇《论君子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周兰桂《论君子文化的本土语境与学理特征》李伟杰《春秋时期的君子与君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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