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炎黄”一常文化为汉文化系统的正宗上源文化，则“炎帝”“黄帝”“望帝”“蜀帝”“丛帝”“开明帝”之称确实与“帝喾”“常俊”之称完全不类。而“帝喾”之类的称谓构词法又与当今南方壮侗语族及苗瑶语族的称谓构词法完全相间。
因此，说“帝俊”一类称谓形式于夏人亦即越人的语言，似为可信。以下，我们将把先称职位身份后称具体人名如“帝尧”之类者称为“越式称谓”；反之，先称具体人名后称职位身份如“黄帝”之类者，则称之为“汉式称谓”。
大量的古籍显示∶远古及先秦时代，“越式称谓”占据主导地位。在《山海经》中，我们看到如下称谓∶帝丹朱、帝俊、帝江、帝尧、帝舜、帝鸿、帝颛琐、帝喾；同时我们也见到炎帝、黄帝、白帝、天帝之类的“汉式你谓”。但帝江，注家们又认为即帝鸿，而帝鸿，注家们又据其它史料认为即黄帝，可见黄帝也称为“帝黄”！窃以为这是黄、鸿、江（古音工）音近相转之故。这就揭示了“汉式称谓”的“黄帝”可能在很早就曾经一度受到“越式称谓”的影响而转为“帝鸿”“帝江”了。
《山海经》中还有先称“神”后称神之名的，如神于兒、神天愚、神江疑、神长乘、神英招、神计蒙、神红光、神耕父、神泰逢、神耆童、神陆吾、神涉蝉、神蓐收、神熏池、神蝉围、?武罗（?音神，《说文》段注∶“鬼之神者也。”《玉篇》：“山神也”）。又东汉王充《论衡·订鬼篇》引古本《山海经》有神荼。这和《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神农氏”或“神农”同属“越式称谓”。应予进一步阐明的是∶“神农”是“炎帝”的前称，而炎帝系统的文化乃是越文化的主干之一。
也有先称“相”后称名的，如“共工之臣曰相柳”（《海外北经》）、“共工臣名相繇”（《大荒北经》），其格式与商族始祖“相土”相同。《诗经·商颂》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史记·殷本纪·索隐》∶“相土佐夏，功著于商”。可见“相土”之“相”相当于后世官职的“相”与“宰”。
也有先称“后”后称名或属性的，如“后土”（《海内经》）、“后稷”（《大荒西经》）。这正和《竹书纪年》说夏代有“后荒”、“后芒”相同、还有在“后”字之前加朝代名的，如“夏后启”、“夏后开”、前者仍是“越式称谓”，后者则已变化为“汉式称谓”了。
也有先称“王”的，如商人始祖“王亥”（《大荒东经》）。令人惊奇的是，在出土的越王剑上，我们还多次见到称“越王”为“王戉”的剑铭。
据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中“越国兵器”一节统计，发现称“王戉”8次、“王戉阝”1次、“王鼫”1次、“王州句”6次。说明在春秋末期的越国，汉式称谓的“越王”尚未完全取代越式称谓的“王戉”。同时，“王戉”之称只见于兵器而不见于礼器，更是耐人寻味。
《山海经》中没有“帝禹”或“禹帝”之称，但《国语》及《吴越春秋》等书中则有“伯鲧”、“伯禹”。这又与《山海经》的“伯夷父生西岳”（《大荒北经》）、“颛顼生伯服”（《大荒南经》）、“炎帝之孙伯陵”（《海内经》）相同。“伯陵”一例正说明炎帝（神农）后裔的称谓又开始继承“越式称谓”的传统了。此外，《山海经·海内经》还记载一个能够上天下地的神人名叫“柏高”，而《史记·五帝本纪》则载舜以“伯夷”为秩宗（官名），《正义》以为“伯夷”是齐太公之祖。到商末周初（武王时），孤竹君之子又名“伯夷”。《秦本纪》也载秦始祖曰“柏翳（伯益）”，注家多以伯益为舜，可见柏高、伯益、帝舜同属“越式称谓”。
学术界有人认为《山海经》乃殷代遗巫所作，经后人不断增补而流传至今，从是书中“越式称谓”的大量存在尤其是“越式巫名”如巫丸、巫即、巫抵、巫阶、巫姑、巫相、巫咸、巫真、巫阳、巫彭、巫载、巫履、巫谢、巫礼、巫罗的大量记述看来，此说不无道理。
其次看《尚书》。《尧典》首句云∶“日若稽古帝尧”，《舜典》首句云∶“曰若稽古帝舜”，《大禹谟》则称“日若稽古大禹”。“大”或“太”是一种“尊称”，说明大禹和帝尧、帝舜一样同属“越式称谓”。
说伯鲧与大禹之类名称是越式称谓，还有百越民族语言和方言方面的佐证。方言有称“父”为“大”、称“爹”为“dia”的。在部落时代，或许只有“国父”可称“父”（如“夸父”等），所以“伯鲧”、“大禹”之称，便宛如“大家的父鲧、父禹”了。在壮族和布依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位或叫“布伯”，或叫“布杰”的英雄祖先，是“伏哥羲妹”的父亲，曾上天整治久不下雨的雷公，后来又治理了雷公造成的滔天洪水。这个“布”就是“父亲”之意。“伯”“大”“布”性质相类，可能是同音的分化。况且，伯鲧、大禹、布杰，均是神话中在东海治水的英雄祖先。据此，笔者认为∶伯鲧、大禹、布杰均是越式称谓无疑。
《左传·哀九年》有“帝乙”、《文十八年》有“帝鸿”。《国语》有“帝甲”、“帝辛”、“帝舜”、“帝喾”。
在《楚辞·离骚》中，屈原开口就自报家门∶“帝高阳之苗裔兮”，他说“帝高阳”，显然是使用较古老的“越式称谓”。《史记》中的先秦史，司马迁多具古文献写成，故《五帝本纪》中，除黄帝、炎帝、虞帝之称外，其余如神农、帝颛顼、帝嗜、帝挚、帝尧、帝舜、帝鸿氏，均属越式称谓，可见以越式称谓为多。
《夏本纪》则清一色是“越式称谓”，只要是帝，均先称帝后称名∶帝禹、帝启、帝太康等十七“帝”。
《般本纪》未见“帝汤”之称，但自子外内始，均按“越式称谓”称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直至帝辛（纣），一共廿九“帝”，无一例外。这些称呼与出土的甲骨文资料吻合，说明有商一代帝王世系的称谓形式与夏代同。
《周本纪》中周族帝王的称谓已不全是“越式称谓”了。如篇首云：“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日姜嫄。”后稷显然屈于越式称谓，但“后”字之前加一“周”字，就与“变后开”等相类，已变化为汉式称谓的“周武王发”“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秦始皇赢”政等的形式了。
不过，后稷母亲姜嫄之名却是道地的越式称谓。前辈学者曾指出：姜嫄即原姜——高原上之姜，亦即芜人之女。笔者认为：“姜嫄”其名的构词规则是先举人后华地，这跟“店尧”“赛舜即“店地之尧“悲地之舜”或店入尧“虞人舜”者完全不类。也与春秋战国时的“齐姜”、“褒姒”、“郑袖”等汉式称谓恰好相反。说明“姜嫄”其名是相当古老的越式称调。
由姜嫄即原姜之理，可知《商本纪》所载商族女始相“简狄”之名的内涵为：“简”是人名而“狄”是地名或处于狄地的部落名。《殷本纪。索隐》云：“狄，旧本作‘易’。”这个“易”，显然是《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调“有易杀王亥”的“有易”。这和《殷本纪》说简狄是有娀氏之女又有所不同。这种先称人后称地的称谓形式与今日南方布依语正同。如汉语“上面寨子的那个女人”，布依语说“女人察上”，又如汉语“上面一家的姑娘，布依语说成“姑娘家上，再如汉语“水井冲的那个男人”，布依语则说“男人冲水井”。由此。姜嫄、简狄之名正与今日越人后裔的称谓相一致。
后稷之“后”义同“帝”。故《左传。襄四年》称“后羿”，而《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系》则称“帝羿”。后稷与帝尧、帝舜同时。
后稷子孙如公刘、皇仆、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公季，也是基本上属于越式称谓。公刘、公季依今义即刘公、季公，古公亶父即亶父古公。古公一例较特别，在“公”前加“古”，为“帝俊”、“帝鸿”等所未见，已开“文王”“武王”之式。“古公十文父”犹如“文王十昌”、“周公十旦”。文王称王后，“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所以“古公亶父”也可称“太王亶父”。“古公”“太王”是区别于其他“公”和“王”的标志。这样一来，越式称谓就向汉式称谓转化了。倘若再加一“周”字于古公、太主之前，那周古公、周太王就与夏后开、周后稷、周文王、齐桓公、秦始皇、汉武帝等汉式称谓毫无差别了。
我推测∶周后稷、夏后开的周、夏二字是后人追加上去的，比如后羿，因其族未曾一统诸侯，所以就只是单称后羿。在尧舜时代，后稷作为尧舜之臣，不可能称后，也不可能称周。只有周族兴盛后，才可能被尊为后稷。又由于夏族、商族也有自己的后，才又加上周而变成“周后稷”的形式。
《周本纪》又云∶“纣…杀王子比干。”王子比干表面上看是越式称谓∶王子是身份、地位，比干是名。但其实质已是汉式称谓。因为越式称谓的“王子”应是“子王”，主要身分“子”最前，其次才是“王”，最后才是“名”。若称“王子”，则其主要身份就是“王”了。这就是越式称谓与汉式称谓的原则区别。在先秦，“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一直是上古汉语中主要的称谓形式之一。其中“王孙”、“公孙”甚至演化成了复姓。在《左传》中，如公子札（季札）、公子纠、公子小白等以“公子”身份作为人名出现的就有百余位。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清理出帝王世系的两种不同的称谓形式∶一、帝尧、舜式，亦即越式称谓。
这是夏商两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称谓形式，这是否因为夏商两族均是东方滨海民族之故？此种称谓的绝对要求是其名只带一个标志∶或帝或王或公或神或伯或大或相，而且标志前置。
二、黄帝、炎帝式，亦即汉式称谓。
我怀疑这是内陆民族周族成为统治民族之后才开始普遍流行的称谓形式。其多重标志不是置于帝之后而是置于帝之前∶如夏后开、周穆王满、越王勾践。秦之后，还可将姓嵌入名前，如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等。其优势就是符合中国人语言表达习惯，宜乎其在殷末周初即开始逐渐与越式称谓并用，到秦汉之际终于一统天下，成为直至今日还在具有强大活力的称谓形式。
扩展立刻：古越人发明了“天干地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