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体系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先秦以至后来各家思想流派均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哲学具有广泛的现代性启迪和指导意义。当代新道家的孕育与开拓、创新与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就。道家文化的影响力跨越国界并初步形成世界性新道家热潮。新道家是复兴与创建相结合的重要文化工程，需要尊重敬畏，充分发掘道家珍贵的思想资源；需要思维变革，以道家基本精神悟道弘道；需要正本清源，深化理解道家核心义理；需要经世致用，面对挑战解读道家思想的现代性启迪；需要纵横比较，实现道家与中外思想体系的“视域融合”；需要返本开新，以创造性转化发展新道家。
新道家复兴道法自然创造性转化返本开新
复兴，包括文化复兴。文化复兴的前提，是承认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宝贵的财富和巨大的资源；承认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内涵是一个古老民族“固有的根本”，是我们不能否定、忘记、割断的“精神命脉”。
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公元前年至前年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等，不约而同地实现了“终极关怀的觉醒”；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鹊起，百家争鸣，以深刻而丰富的思想成果使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放射出中国的光熠。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形成共识：道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文化最为根本和内在的精髓。
一道家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
历史无论怎样折冲樽俎，人类文明总体上是一步一步发展的。所以任何文明体系，都要有根。纵观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道家为根柢，儒家为主干，佛家为枝叶。
道家哲学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渊源。“玄”是葫芦，出自葫芦崇拜；“水几与道”、“上善若水”可追溯到夸父追日中饮尽江河而走大泽的神话传说；《周易》中“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道下济”、“尊谦而光”、“厚德载物”等思想，《尚书》中不矜、不伐、不争及“有容乃大”、“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的思想等等，均为道家所吸收；原始宗教、华胥文化、自然崇拜、女性崇拜等，也都在老子思想中有所体现。也有人考证，远古神农与黄帝以道治国、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等均为道家提供了思想渊薮。许由、夏禹、皋陶、彭祖、商汤、姜尚、管仲、孙舒敖等人以及春秋史官的思想更是大量被老子接纳。可以说，老子是春秋时期以前，包括尧舜、商周时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以“古之道术”为主的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地转化、提升和发展者。
百家争鸣时期，先秦各种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道家思想的启迪和浸染。尽管儒家与道家思想有许多对立，但也互相渗透。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礼记》中“大道运行，天下为公”，《中庸》中“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是儒家接受道家思想的精彩印证。梁启超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遗憾的是，历史上虽然长期“儒道互补”，但“以道升儒”少，“以儒降道”多。法家在早期曾大量接受道家思想，太史公在《史记》中竟立《老子韩非列传》，并评价：“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于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徼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但以后的法家对道家思想多有歪曲，从价值取向上分道扬镳，故而总体上与道家泾渭分明、各行其道。道家与墨家在非战非攻等思想上互有影响。至于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非危不战、讨伐不义、攻其国而爱其民、顺势而为、大智不智、大谋不谋、战势不过奇正、以异为奇等思想，与老子思想的精神关联是显而易见的。
在秦以后的思想史中，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已经严重降低了天道的思想档次，所谓“天执其道而为万物主”、“君为无，臣为有”、“三纲五常”等更是对与道家哲学的扭曲运用，但其君道无为的主张毕竟融入道家思想。魏晋玄学不仅以道释儒，而且对于老庄崇尚自然自由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挥张扬。《老子》、《庄子》和《周易》被称“三玄”，老庄则为“玄宗”，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而重扬道家贵无、尚无精神，而“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认识论上的探讨也深受道家影响。通常认为宋明理学以理释儒，是儒道释合流的产物，但道是其内在根本，李约瑟就认为理学得之于佛远远少于得之于道。至于汉代扬雄太玄之学、王充古文经学、讲求自然本心的明代王阳明心学，等等，均受到道家哲学的启悟和影响。尽管道教与道家有重大区别，但毕竟以道家为渊源，两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精神脐带。作为起源于中国的唯一成型宗教的道教，传承了古代宗教、巫术、方术，杂糅了东汉张陵倡导的“五斗米道”、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以“道”为神化的信仰对象，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树立了宗教所需要的人格化偶像。然而，其基本教义的哲学基础源自道家，东晋葛洪作为其理论奠基者，深得老子论道之宏旨，将“道”与玄一、真一、太极相结合。由于道教具有丰富的组织手段和宗教形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道家的神学版本和世俗版本，得以长期、广泛的传播。其宗教活动具有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但也有重要的积极贡献。道教经典《道藏》使道家哲学经典及其注本以及《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墨子》，《鬼谷子》、《淮南鸿烈解》等法、名、墨、纵横、杂等诸家宝贵的文献得以保存。中国对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医、火药、数学天元术，以及对西方化学产生重大影响的炼丹术等等，都不能抹煞道教之功。独具特色的道教音乐、广受尊崇的得道成仙及以柔克刚的处世之方、经久不息的养生之道、遍布各地的道观礼仪、风靡世界的武术气功……道教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尤其是在民间文化、风俗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面对时代的挑战，道教迫切需要深刻的宗教改革，而以老子等创建和阐发的道家哲学为蓝本，正本清源，是改革的要旨之一。两千多年来，儒家得以推崇，道家被边缘化，是一种严重的遗憾。但是，在中国政治历史中，道家哲学也在指导政治实践上发挥过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一度盛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在西汉之初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杂糅了法家与儒家的某些思想成分，但其特征是以道论法、以道论儒，成为统治者治国遵循的依据。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警醒汉高祖，其著作《新语》充分接受了道家哲学而完成理论奠基，后来的文帝、景帝、窦太后、齐王刘肥以及萧何、曹参等元老重臣均在实践中奉行黄老之术。“文景之治”使大汉王朝的发展在当时的世界上遥遥领先。准确地说，文景之治并非“仁政”，而是“道政”。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等，均是发扬道家哲学、对汉代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名著。唐朝是儒、道、释融汇的关键朝代，但总体上是“以道升儒”的时代，比如隋人王通的80卷《王氏六经》对于道家哲学心领神会、一脉相通。贞观之治，黄老思想是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施政理念中的重要构成。诚如陈鼓应、白奚所指出：“汉初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文景之治，盛唐时期的贞观之治，就是‘以道莅天下’的典范，从而才能为千古所称道。”二道家思想抵达了不亚于任何哲学体系的思维高度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不仅仅是对历史和祖先的尊重，更要尊崇传统的根，敬畏文化的魂。中国道家哲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是因为她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了终极的追求、高远的境界、深邃的思考、丰富的启迪。老子的有无观，不愧为哲学本体论思想的峰巅，充分展示出哲学思辨的巨大魅力。“有生于无”的思想，《道德经》当中大量关于“无”的论述，以及其中蕴含的尊无、崇无、尚无的哲学精神，精彩地抵达了不亚于世界任何哲学体系的思维高度。哲学的本体论担纲“哲学第一基本问题”，久远地吸引着哲学家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目光，探索着人类关于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内在困惑，回应着自古至今人类群体寻求根本依据和价值坐标的永恒需求。纷纭的事物、繁杂的万象，一切冲突、显隐、变化、分裂、组合……什么是最根本的实在？是否可以、并且在哪里最终统一起来？从宇宙、自然到生命世界、人类社会、精神万象，始终有一种自然而然发挥作用的机制，可以概括地称之为“自化”机制。一切事物在这种“自化”的作用下，可以自创生、自组织、自选择、自调控、自演化，实现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自化作用机制，就是道。与一切神学的、宗教的、理念的、意志的、怀疑论的……哲学流派所揭示的“实在”比较起来，道，更加实在。所谓自宾自化，就是不受外来意志的支配；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没有上帝，没有神灵，一切取决于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道家本体论，超越了神创论，向自然本身寻求本原。关于世界本原，泰勒斯认为是水，阿纳克西曼德认为是类似于空气的“无限者”，阿纳克西美尼认为是气，赫拉克里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实际上是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形态作为世界的本原来认识的。这其中已经蕴含了一种思维整合的可贵尝试，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的整体性。但是，依然是“原形、幻化、图式展衍形成深广交织、序化整合。”我们再来看老子的道，已经属于形而上思维十分精到的运用。“道的范畴的形上层面、形上性质特别是本体含义的揭示和论证则以进入概念表象思维的高级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克服了表象图画思维方式的种种局限，进一步预期思维形式的直接性、具体性、神秘性和表面性相分离，从而构成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概念表象思维发展的最高成就。很显然，这是华夏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转折，可以肯定，它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形成了一种“传统”——理本论。理型、先验理念、绝对精神等等，都可以总体上归于理本论。凭着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宣称理念并非人的大脑抽象概括出来的，那只是各种存在者的展现，而理念是事物的原型，万事万物都是根据这些原型而产生或创造出来的。所以，不是从事物中抽象出理念，而是理念决定了事物，世间万事万物不过是像洞穴中的影子一样，是对于原型的模仿。道无名，说明，在道家眼里，本体更加根本。恒常的道，“致虚极，守静笃。”当然，也不可以各种度量衡来衡量、不可以柏拉图所看重的数学公式来解释。理念是精神的有形，道是系统的无形；理念与现象的关系，是投影和模仿的关系，道与现象的关系，是结构作用下万物自宾自化的关系。道绝不是高高在上的、供万物模仿的理念，绝不是具有框架形态或“模本”、“原型”、“楷模”形态的理念。道，默默无闻地、自然而然地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蕴含于一切运动变化之内。“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所谓“无为”，表现在没有宰执的地位、没有规定的格式、没有人格的意志、没有教化的权威。“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功成而弗有。衣养万物而弗为主……”理念的世界与现象的世界是脱离的，而道的世界与现象世界是统一的。是系统自身的功能，在形态上与系统浑然一体，而在过程上与系统运行并行不悖，“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本体一旦成型，一旦高居于系统之上，一旦脱离万物自宾自化的变化发展或系统运作，一旦被宣称为高于并规定、指导现象的理念，就不会充满生机、长久永恒地发挥作用，就不再是常道。本文节选自《珠江论丛》年第2辑（总第28辑），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