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谈的“文正”是古代的谥号。谥号的意义在于给人盖棺定论，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一生作为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表达褒贬哀愤的态度。
而“文正”一词，是自北宋司马光提出：
“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
以后，便成为了一个皇帝不会轻易与人的谥号。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厉害呢？
文：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正：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守道不移曰正。（《逸周书·谥法解》）
自北宋真正将文官集团提到统治阶级的最主要地位以后，文官所需要具备的品质就完全体现在这两个字的释义上。历来对于人臣的要求无非德才兼备，“正”是德，“文”是才，能够配得上“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则应当是当朝德才兼备者中最卓越者。
而现在我们可以数一下有哪些“文正”：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九名；元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明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清朝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加起来应是二十七位。
首先要说，能够得一“文”字，这些人个个都是饱读经纶，能文能诗之人才。然而一定要论一个高下的话，从我们的熟悉程度上就可看出一二。
按人臣“才”“德”两个标准来评判，首先要学识渊博、善于经纶才能称“文”，即要以儒家文化为自身思想核心的同时达广求深，而且还要将其运用到政治上作出功绩；那元朝恐怕要退出竞争了，清朝作为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统治集团在对汉文化的深入上也略逊一筹。
而宋明之间，宋朝范仲淹、司马光可为代表，明朝则无非方孝孺、李东阳可在名气上勉强相应。
范仲淹是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宋初的时候引导了散文的文风革新，其《岳阳楼记》堪称宋代散文写景妙笔与议事、抒情结合的典范，从明清《古文观止》到今日义务教育的课本里，没读书人能不学它；其诗词从政治抱负到吟咏河山再到寄情抒情，频出脍炙人口的名句，随手一拈“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就在后来《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里尚存倩影。
司马光则更不必多说，只消经他手主持编纂，亲自发凡起例删削定稿的那部——中国最大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则可当得起“文”这个字。
而方孝孺和李东阳在学术上确实不如范仲淹凌跨千古的气度与司马光宏伟丰赡的史笔。方孝孺出名于善发议论和因前者而致的被诛十族；李东阳是大儒宋濂的弟子，著有稿集、诗集，主持文坛，但明朝的文坛却不可与北宋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具在，难以“主持”的文坛相比。
“文”者之极致，必定要有跨越古今、千秋同气的格局，由此最终提名范仲淹与司马光。
这两位又如何担这个“正”字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作为也极堪称道：先是著名的庆历新政，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政治局面焕然一新；后因此遭贬，也仍于地方政绩卓然，造福所至之处；军事上采用积极防御思想，使西夏与北宋得以和平相处，最重要的是大力推动了义学兴办，在提高民族的文化普及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较之下，司马光主政是在王安石以后，而王安石推行过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包括真正有利于民的免疫法、保甲法等，被他全盘否定并废除，而且对变法派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且自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斗损耗了相当的国力，对于西夏仍采用妥协政策。两人虽然私德上都堪称君子，但相比范仲淹，司马光在国事上消极守旧，眼光不及。
范仲淹之“文正”可谓名副其实。而有争议则无非是这与两字不配位。而诸多“文正”之中有文论高于一时者，有殉节成仁出名者，有经国济世建功立业者，甚至包括单因身份为帝师者；但只有一郑居中，是“举进士后以贵妃之从兄弟相标榜”来获得要职的。
此人于宋史记载中，几无文集诗作之成就。虽说他也是考中进士来的，但于诸“文正”而言，中进士恐怕只是一个门槛罢了。而此人与后宫勾结以后，为迎合帝意与争夺权力先是串通他人攻击大臣，助著名奸臣蔡京复相，后来掺和在政斗之中，最终暴毙而亡。
一无立言之功，配不上一个“文”字；二无为国为民之建树，政治手段阴暗，配不上一个“正”字，谥号“文正”自然被当世乃至后世侧目。
“文正”在历来读书人眼里分量极重，也不免是因为得此谥号意味着将与范仲淹、司马光等等一干硕儒比肩。
即便当代没有谥号，但历史对人的评价始终存在。卓越难得，但敬精工钻研之人，远德不配位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