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阿麒,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中国古代文化,儒家经典,道学之兴:《四书》。《四书》,包括儒家经典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部书。《四书》的形成在儒家经典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而《论语》、《孟子》则是两部完全独立的偏家著作。《四书》一并刊行,始自南宋朱熹,但四书合刊的原因,则应上溯到唐代的韩愈与李翱。这牵涉到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学案,即道学的兴起向题。自从东汉时期佛学进人中国之后,中国就有了儒、释、道三教。儒学在两汉时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代,这就是西汉的经学。而至魏晋,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又成为时代思潮。至隋唐,由于最离统治者皇帝的好尚,佛道思想则普遍流行。但唐代却兴起了一场以韩愈为硕袖的播学复兴运动,即所谓“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要在“文”与“道”两个方面恢复三代两汉的传统;在“文”的方面,要以秦汉古文为标准,取代魏晋以来的骈骊文体;而在“道”的方面,则是要用儒学代替佛道的地位。韩愈对道教的所谓“长生久视”的荒唐与欺编给予了无情的嘲弄。他有一篇讥讽道教的著名诗篇《华山女》。诗中描述了道教曾利用华山女子登坛讲经,以招揽贵族子弟的丑闻。显然,这是韩愈对道教的辛辣嘲讽。韩愈对于佛教的抨击,集中表现在《论佛骨表》中,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传说凤翔一个寺庙有一块佛的指骨,宪宗命将此骨迎人宫。韩愈上表反对,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且“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人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并且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侮。”韩愈之所以力排佛老,其初衷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他在《原道》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意即古时只有士农工商四民,今又加上和尚、道士而成为六民。古时只有儒家一教,今又加上佛道而成三教。劳作者不加,而吃闲饭、徒消耗的人反而加多。这就是人民愈来愈穷、盗贼愈来愈多的原因。可见佛道二教对于经济生产的危害。而更有甚者,佛教与道教之所谓“法”,乃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子焉而不父其父“臣汤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且“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柯其不胃而为夷也”。这就是说,佛道二教对于纲常伦理的危容就更大了。韩愈认为,方今之所以佛道二教炽盛,是因为尧舜以至于周公孔孟的儒学传统坠落了。在《原道》中,他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人于杨,则入于墨,不人于老,则人于佛。人于彼,必出于此。人者主之,出者奴之。人者附之,出者污之。嗯,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由于儒学的衰落,导致了杨子“为我”之说,墨子“兼爱”而无君父之说的盛行。同样,也由于儒学的衰落,导致了佛道二教的盛行。因此,韩愈要复兴儒学,要像当年孟子辟杨墨之邪说一样力排佛老。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使其道由愈面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八)他俨然以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在避杨墨与排佛老,维护儒家道统这一点上,韩愈引孟子为同调,并“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而“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残猫而已。”(《与孟尚书书》)因此,《孟子》一书,就被作为传授和继承儒家道统的唯一杠杆,受到韩愈的推崇和重视,这是宋明道学家把《孟子》与《论语》并列为四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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