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阿麒，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中国古代文化，儒家经典，道学之兴：《四书》。《四书》，包括儒家经典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部书。《四书》的形成在儒家经典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文章，而《论语》、《孟子》则是两部完全独立的偏家著作。《四书》一并刊行，始自南宋朱熹，但四书合刊的原因，则应上溯到唐代的韩愈与李翱。这牵涉到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学案，即道学的兴起向题。自从东汉时期佛学进人中国之后，中国就有了儒、释、道三教。儒学在两汉时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代，这就是西汉的经学。而至魏晋，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又成为时代思潮。至隋唐，由于最离统治者皇帝的好尚，佛道思想则普遍流行。但唐代却兴起了一场以韩愈为硕袖的播学复兴运动，即所谓“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要在“文”与“道”两个方面恢复三代两汉的传统；在“文”的方面，要以秦汉古文为标准，取代魏晋以来的骈骊文体；而在“道”的方面，则是要用儒学代替佛道的地位。韩愈对道教的所谓“长生久视”的荒唐与欺编给予了无情的嘲弄。他有一篇讥讽道教的著名诗篇《华山女》。诗中描述了道教曾利用华山女子登坛讲经，以招揽贵族子弟的丑闻。显然，这是韩愈对道教的辛辣嘲讽。韩愈对于佛教的抨击，集中表现在《论佛骨表》中，唐宪宗元和十四年（），传说凤翔一个寺庙有一块佛的指骨，宪宗命将此骨迎人宫。韩愈上表反对，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且“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人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并且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侮。”韩愈之所以力排佛老，其初衷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他在《原道》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意即古时只有士农工商四民，今又加上和尚、道士而成为六民。古时只有儒家一教，今又加上佛道而成三教。劳作者不加，而吃闲饭、徒消耗的人反而加多。这就是人民愈来愈穷、盗贼愈来愈多的原因。可见佛道二教对于经济生产的危害。而更有甚者，佛教与道教之所谓“法”，乃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子焉而不父其父“臣汤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且“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柯其不胃而为夷也”。这就是说，佛道二教对于纲常伦理的危容就更大了。韩愈认为，方今之所以佛道二教炽盛，是因为尧舜以至于周公孔孟的儒学传统坠落了。在《原道》中，他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人于杨，则入于墨，不人于老，则人于佛。人于彼，必出于此。人者主之，出者奴之。人者附之，出者污之。嗯，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由于儒学的衰落，导致了杨子“为我”之说，墨子“兼爱”而无君父之说的盛行。同样，也由于儒学的衰落，导致了佛道二教的盛行。因此，韩愈要复兴儒学，要像当年孟子辟杨墨之邪说一样力排佛老。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使其道由愈面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八）他俨然以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在避杨墨与排佛老，维护儒家道统这一点上，韩愈引孟子为同调，并“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而“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残猫而已。”（《与孟尚书书》）因此，《孟子》一书，就被作为传授和继承儒家道统的唯一杠杆，受到韩愈的推崇和重视，这是宋明道学家把《孟子》与《论语》并列为四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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