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这里讲的中国道德，是指中国传统道德。今天的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中国道德至今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所信奉所遵守的还是传统道德，如果他有道德的话。
其次，所谓中国道德的底线，是指中国人在什么情况下还认为自己是具有起码的道德的，而在什么情况下就认为自己不道德了，这个线划在哪里。所谓底线，就是做坏事的底线。同样是做坏事，有的人自认为是极其不道德的，只是由于利欲熏心、羡慕嫉妒恨或者其他非道德的原因而做了这件事，这就叫做突破了道德底线;但有的人仍然认为自己这样做虽然不太好，但还是合乎某种道德的，是为了道德的目的而不得不做(如“善意的谎言”之类)，因而是可以用道德来辩护的，甚至是出于道德的目的而应该做的义务(如“亲亲互隐”)，这就叫做没有突破道德底线，或者说这就是他的道德底线，他觉得自己做坏事还是“有底线”的，自认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道德底线就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凡是在这个标准之内的，我们不能说他的道德有多么高尚，但还是可以认为他没有违背起码的做人原则，哪怕他做的是坏事，甚至是很坏的事，还是可以在道德上有所原谅的。换言之，这里说的是对于一件坏事的道德评价标准，即究竟坏到什么程度，或者以一种怎么样的坏的方式，还能算是在道德的范围之内，或者还不能算做是完全不道德的。好事不用说，大家都公认是道德的，至少不是不道德的;但在坏事上，有人认为是不应该的;但有人认为就应该这样做，或者认为这样做也是允许的，不能算不道德———这是为什么?
▍中国道德的内涵
一说起中国道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所谓“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五伦”，然后就是孟子和《中庸》讲的“四端”或“诚”。但这里需要做一点细分。“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指一种制度安排，从国家到家庭一脉相承，具有政治含义。例如儿子不服从父亲，父亲就会说：“反了!还有没有王法!”笔者这里考察的是道德底线，不是政治设计。但由于中国道德历来和政治不分，谈道德时不谈三纲毕竟是说不过去的。至于“四端”或“诚”，则主要是指一种道德心，而不强调道德行为，虽说知行合一，但毕竟有不同的强调面，所以这里不单独来做专题探讨，只在必要时涉及。于是我们着重要探讨的就“三纲”、“五常”、“五伦”和“六纪”。
三纲：董仲舒表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董仲舒表述为“仁、义、礼、智、信”。
五伦：孟子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人把五伦和五常对应起来，把父子有亲等于仁，夫妇有别和长幼有序都归于礼，加上君臣之义和朋友之信，单剩下一个“智”无法对应，似乎是多余的，于是就把五常的“智”划到五伦之外。其实这里的“智”不应该理解为知识和智力，而应该理解为“知大体”，即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也就是后来张载所讲的不同于“闻见小知”的“德性之知”、“天德良知”，是任何一个常人都具备的，哪怕他没有什么知识。所以五常除了与五伦重合之外，还多讲了一个“智”，即良知，但它是总管其他四常的，也就是五伦的归结点。这不是什么知识，而是“不虑而知”的良知，一切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关系都要诉之于良知。所以《易纬》中安排五者的位置说，仁、义、礼、信分属于东、西、南、北，而“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
六纪：汉朝班固所撰《白虎通义》中提出“三纲六纪”之说。“三纲”就是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所谓“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进一步解释：“谓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其实跟上面讲的大同小异，只是更强调了族群社会关系。
一般来说，上述行为规范就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也是上至士大夫、下至布衣百姓所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当然，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和五伦中的“君臣有义”，主要是士大夫官僚们的官场政治道德准则，草民们都还谈不上;然而草民原则上也是认可的，因为原则上说布衣也有当官的可能性。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体现了他们对君臣之义的这种认同感。但君臣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制度设计，即使是道德也是一种政治性的道德要求。
在皇帝消失的20世纪，君为臣纲和君臣有义的制度设计就消失了。然而，君臣之间的道德规范在官场中并没有消失，它体现于政治生活的上下级关系之中，且由于官僚人数的扩大，反而比往日更为通行了。而在政治和官场之外，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就是“五伦”中的其他四伦，或者“五常”、“六纪”。《白虎通义》中说“三纲法天人，六纪法六合”，也是这个意思，就像一个是纵坐标(政治生活)，一个是横坐标(日常生活)，它们统领着中国人的道德坐标。
▍中国道德的等级
在上述“三纲五常”、“五伦”和“六纪”中，讲了几个方面的道德，但这些德目之间显然还是有区别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排列方式基本上是固定的，是不可打乱的。
如果只看三纲的话，那么君臣关系理所当然的是第一位，其次才是父子和夫妇，这是就政治制度的安排而言的。但如果要论日常生活的道德，那么首先排在第一的是父子关系，这个是不能动的，就连君臣关系也是类比于父子关系而成立的。所以孟子讲五伦，先讲“父子有亲”，再讲“君臣有义”。
接下来是夫妻关系，这个就不那么重要了，只是讲夫妇“有别”，即家庭内部分工，男主外女主内，与道德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在“六纪”中甚至没有位置，而是直接下来就到了兄弟关系。
再等而下之的就是师长和朋友，这两项实际上是附带的，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与前面几项相类比的基础上的。师道尊严的原理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把老师当父亲来尊重，或者说，老师其实是父亲的延伸和帮手，因为“养不教，父之过”。朋友则相当于兄弟，只有能够称兄道弟的才叫做朋友。
所以真正说来，五伦其实是两伦，即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连称的“孝悌”。当然孝也包括母子关系，但由于“夫妇有别”，夫为妻纲，妻子在家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对母亲的孝敬理论上主要是看在父亲的份上。在中国传统父权社会中，女人其实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道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顺着男人就有德，所有的德都是男人主导的。所以《白虎通义》“六纪”中，连“诸舅”、“族人”都提到了，就是不提妻子。
至于姐妹那就更不值一提了，孟子讲“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为什么不说“无不知敬其姐也”?“长幼有序”，难道不包括姐妹关系或姐弟关系?当然包括，但是不用说。因为姐妹终究不是自己家里的人，将来要出嫁，成为别人家的人。所以她们的道德教养主要就是将来怎么做妻子。这对于维系自己家庭内部的道德秩序不是很重要，但对她们出嫁后成为别人家的主妇很重要，其内容就是服从家庭中的男人。
所谓“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容、妇言、妇功”，所谓贞洁贤淑，都是讲如何服从家庭里的男性家长。正统道德中并没有对姐妹关系制定特殊的规范，更谈不上如何处理她们与师长、朋友的关系了。万一碰上了，就让她们参照兄弟关系和他们的师长朋友关系来做，也不是很当真。比如《红楼梦》里面，那种没大没小的姐妹关系被比做一场终究要散的“宴席”。
由此可见，中国人道德中最重要的是孝，其次是悌。而悌也是从孝派生出来的，其他关系更不用说，都是从孝这里生发出来的。我们通常把“父兄”和“子弟”连称，说明兄从父，弟从子，悌本身就是孝的一种体现。兄弟鬩于墙，这本身就是不孝。由悌再推广到朋友，朋友关系就是“称兄道弟”，相当于兄弟关系。再扩展开来，就是《论语》中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不等于人人平等的意思，因为兄和弟几乎相当于父和子，是不能平等的。如果平等，那就是墨子的“兼爱”了，这是被孟子痛斥为“禽兽”的。所以这话也没法翻译为西文，因为西文中“兄”和“弟”是没有区别的，都是brother。
当年赛珍珠翻译《水浒传》，译做AllManAreBrothers，自认为很贴切，其实是误导。在基督教世界中认为这就是《圣经》中讲的大家都是brothers、人人平等的意思;但在中国人看来，如果连兄和弟之间都彼此不分了，那梁山上的座次怎么排?排不定座次，则必然内乱，窝里斗，朋友关系将荡然无存。刘、关、张的朋友关系之所以最铁，是因为桃园结义时排定了辈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真要同年同月同日生，那还不好办了，大家都像是双胞胎，谁听谁的?
所以，中国人的道德基础是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之上的，它可以扩展到朋友或师生关系上，通过“推恩”推广到其他人身上，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很难扩展到陌生人身上，更不用说扩展到敌人身上了。除非他们先已经有一个过程，变成自己的熟人了，所谓“一回生，二回熟”，或者“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缺乏这一过程，那就不能适用这些道德原则。
孟子和齐宣王讲推恩，齐宣王说我看到一头牛被牵着从我面前过、去屠宰场时全身发抖的样子，于心不忍，于是叫人用一只羊替换了它;孟子说羊和牛都是被杀，有什么分别吗?惟一的分别就是牛的样子你看见了，起了恻隐之心，而羊的样子你没看见，就可以“君子远庖厨”，狠心让它被杀。
孟子以为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广到“天下”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只要你看见了，就会起恻隐之心，其实不然。一年天，你能够天天访贫问苦吗?即使能，那些你没有看到的陌生人也是绝大多数，他们都可以被当做“羊”而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