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者，日月之变化，也就是黑夜到白天的变化，即阴阳之变，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即地球自转之道，再把自转与绕太阳公转相结合，地球上便形成了二十四节气。比如，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最热的日子，凉气已经开始滋生；最冷的天气，热气已开始萌动。从自然之变到人世之变，《易经》也就转变为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了。察天象，以观人世，《易经》的指导思想来源于自然科学。所以，也便产生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的东方文化。
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不能脱离环境而独存的。诞生于年前农耕时代的《易经》把人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来考察，藉以通过自然的变化来“点化”人世的变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人与自然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很显然，人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要反作用于自然的。也就是说，自然对人的活动影响是有限的，但有时也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人的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换言之，“易”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变数总是存在的。
“求中”到“得中”再到“失中”
把握好“阴阳之变”就成为了关键。文王拘而演周易，待其年老时，对武王说了一段话，其中的核心思想是“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从中可以看到“求中”的思想。这就是“易”的核心。
“求中”也就是平衡状态，万物有序发展的状态。宇宙“得中”，物质与暗物质才能平衡，才会循环往复滋生万物；社会“得中”，不同阶层才能和谐相处避免战争；个人“得中”，身体才能阴阳平衡健康。
可见，从“求中”到“得中”再到“失中”，就是“易”的观察对象了，而他们之间又是闭环的关系。这就是《易经》一书要阐述的人间大道，是通过二进制的“阴阳八卦”来演化的。
从“求中”到“中庸”
“求中”的思想到了孔子便成为了“中庸之道”。孔子曾言，有鄙人问，吾空空也，叩其两端而执其中。是了，孔子只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执其中”便可明辨是非了。这就是简单的“中庸”思想。
“中庸”，就是经常保持“中”的状态，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要有相当的修养才办得到。
“中庸之道”是一门完整的学问，是儒家的哲学。比如，走路要四平八稳，也就是俗话说的“端架子”；男女要授受不亲，也就是俗话说的“封建”等，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条条框框，反而造成了“死气沉沉”，但也正是如此，我国的封建社会才保持了两千多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对孔子的思想做了选择性的取舍，可见“中庸之道”是有违易“求中”思想的，人类社会有时也需要自然本性的流露，孔子好像忽视了这一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家在这一点上，就不同了。
从“易”到“道”再到“玄学”
如果说孔子把“求中”发展为“中庸”，那么老子则把“求中”发展到了“无为”。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就像一棵树一样，吸收阳光雨露，便会自然成长。这似乎就有点消极了，老子甚至认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才是最好的状态，要退回到“小国寡民”，从而避免诸侯混战。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老子可能发现了“小国寡民”之道，但是没有发现秦王嬴政“一扫六合”之大道，也就是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之道。也就是说，老子虽然提出了“道”，却又不能发现、利用好人类社会的发展之道。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了，好像不是老子这个周朝国家图书馆馆长能够解决的。在实践这一点上，孔子反而有“周游列国”的勇气，老子只是骑着黄牛西出函谷关遁去而已。
我倒是愿意把“无为”理解为“无违”，只要发现了自然之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等等之道，采用“无违”的方法，适用的路径，就可以达到目的。这反而保持了自然造化万物之功德，呈现勃勃生机。当然，必须把握好发展方向，如果方向反了，便是徒劳一场。
所以，在我国儒家是显学，道家是隐学。显学是用来治理俗世的，隐学是用来育化万物的，再加上一个法家和兵家，才保持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似乎没有了“小孔成像”的墨家什么事，好像少了点科学的实证精神，古代的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混沌状态中。
但是道家到此就完了吗？显然不能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道家进一步向玄学发展，把个人的修为向极限了去发展，就差羽化成仙了。反正是玄之又玄，像飓风而起，似乎可以瞬间穿越了，这似乎是现代科学正在印证的问题，也许正是殊途同归吧！
是不是他们到最后都走进了“死胡同”？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却是有用得，到什么时候也不过时的真理！从一种思想到发展为一门学问，里边的东西就难免出差错。因为变化是永恒的，用不变的理论怎么能框变化的现实呢？如果希望用一门学问一劳永逸地去治理国家，这难免就违背了“易”的思想。所以，才会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道理。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易”的变化中去吧，去追寻变化之中的永恒之道，这才是是人类社会发展生生世世不易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