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序言的第三段讲了儒家的道统,韩愈在《原道》中最早提出了道统,此提法在宋朝得到继承。道统类似于皇位的传承,在太庙中供奉皇帝的牌位,列祖列宗,父子相传,配殿中供奉辅佐他们的名臣。儒家的道统类似,传承为:尧(yáo),舜(shùn),禹(yǔ),商朝的创建者汤,周朝的创建者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统的前几位是君王,辅佐他们的名臣有:舜时期的皋(gāo)陶(yáo),商朝的伊尹、傅说(yuè),周朝的召(shào)公。道统的后几位是平民,孔子虽然是平民,但为历代帝王师,被后世称作素王,也就是没有王位的王。(秦始皇之前没有皇帝,王是最高的头衔。)
按照韩愈的说法,孟子之后,道统不再传,道学仅仅留在书本上。荀子和杨雄的学说虽然属于儒家,但已经不是纯粹的道学。(《原道》原文:“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序言的第四段讲了子思写《中庸》这篇文章的原因。朱熹认为:道学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失真走样,和尧舜时的理论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子思写了《中庸》,把道学详细记录下来,以免后人以讹传讹。实际上子思的目的没有达到,在宋朝出现了大量的学派,最著名的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认为自己是正宗,对方把道学讲歪了。他们的区别以后再说。
序言第三段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1]之际丁宁[2]告诫,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3]之为君,皋(gāo)陶(yáo)、伊、傅、周、召(shào)[4]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
[1]授受:这里指禅让时的王权交接。
[2]丁宁:反复叮嘱。
[3]成汤、文、武: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4]伊、傅、周、召(shào):伊尹,傅说(yuè),周公,召公。
译文:尧舜禹是天下的大圣人,传递王权是天下的大事。圣人传递王权的时候,再三告诫中庸之道,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还有比中庸之道更大的吗?从此之后,圣人之间的传承,如作为君王的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大臣的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都是以此作为道学的传承。传到孔子,虽然没有君王的地位,但是他继承以往的圣人,开创未来的学说,他的功绩反而超过了尧舜。然而在当时,亲眼见到而了解这些的,只有颜回、曾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等到曾子再传到孔子的孙子子思的时候,则距离圣人太久了,异端邪说开始兴起。
序言第四段
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息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1]。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qiè)[2]纲维[3],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
[1]符节:古时通行或调兵的凭证,用竹、木、玉、铜等制成,刻上文字,分成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相合以为凭。
[2]提挈(qiè):用手提着。
[3]纲维:总纲要领。
译文:子思担心时间越久,则道学越失真走样,于是探究尧舜相传的思想本意,加上平日在父辈师傅那里听到的言论作印证,相互参考,写成《中庸》这篇文章,以明示后来的学者。因为子思的思考深刻,所以言辞恳切;因为思虑长远,所以叙述详尽。他讲“天命率性”,这是在讲道心;他讲“择善固执”,这是在讲精一;他讲“君子时中”,这是在讲持守中庸。之后一千多年,他的言论与尧舜的道学没有差别,如同符节一样。遍历之前圣人的书,能够提纲挈领,揭示道学深刻内涵的,没有像《中庸》这样明白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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