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四）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文化泛指学统，文明泛指道统。
“居易”之“易”，与上句“素富贵……素贫贱……素夷狄……素患难”之“素”为同义。“居易”与“素……行……”同义。“命”：身体自生至死之全过程。人之身体由生至死之全过程，曰“人命”；狗之身体由生至死之全过程，曰“狗命”。“俟（sì）命”：尽全生做某事之义。“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君子在圣贤教化与启迪下，明白了人生之使命与义务，明白了人生之担当与责任，在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即每个人与生俱来之使命与义务是：彰显心性诸内涵与属性于事事物物，于时时刻刻之每个当下；或曰，完成心性由离其自己以最快速度回归自己；或曰，与良知、德性打成一片、化为一体以成就至圣大德；或曰，彻底呈现心性全部内涵与属性而活出人生之最高意义与价值。为何如此？因为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之使命与责任。君子是真正明白此与生俱来之使命与责任之人，小人是不明白此与生俱来之使命与责任之人。因为小人不明白此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又为了什么而去，始终处于深度的无明与颠倒之中，被重重业障与习气封锁着心智与耳目，因而“小人行险以徼幸”。“徼幸”与“侥幸”通假。
“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小人的肆无忌惮与行险以徼幸互为前提：因为肆无忌惮，所以行险以徼幸；因为时时存徼幸之心，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之物或非分之利，而表现出处处肆无忌惮。小人最大的肆无忌惮，并不是从铤而走险中获得非分之物或非分之利，而是背离仁义、背离良知、背离与生俱来之使命——觉醒心性，回归心性，担当使命。
“天命之谓性”的“性”里即含有“使命”二字，每个人生而俱来之使命：心性由离其自己回归为在其自己之使命。以最最圆融之义视之，本无所谓心性之离其自己，亦无所谓心性之在其自己。心性就一个心性，心性始终是她自己，心性从来就没有不是她自己之时。心性貌似暂时地离其自己，那“离其自己”亦为心性之在其自己之另一种存在，或曰另一种表现，为其所含而并非真的离其自己。但就现象而言，但就人类之视角而言，却有“心性之离其自己”和“心性之在其自己”之根本不同。
儒佛两家在对待背离心性之小人（凡夫）的态度上，是存在着重大差异的。儒家着重从正面立言，从光明面立言，多描述践行仁义而有成就之君子是如何地风姿卓越，拥有俨俨之泰山或温润如玉之风骨，拥有“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之天地气象，拥有智勇双全，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气概等等最美丽、最动人的品德与真善美，以此来吸引和启迪群盲。
以佛家为代表的印度传统文化各流派，热衷于从负面立论，从生命之阴暗面立论，大肆渲染生命在离其自己后的种种黑暗与异化、种种堕落与痛苦、种种颠倒与荒诞，故有六道与轮回之说、无常之说、自我与五毒之说、业识因果之说、苦海无边之说等等，这些学说作为佛学的基础思想，贯穿于佛学的角角落落，衍生出汗牛充栋之佛经佛论，令学者葬身于文山书海之中难以自拔。不若吾儒讲学述道，画龙而点睛，发而皆中节，精妙之极，启迪之至。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这是《中庸》第十四章最后一句。此章全文皆子思自道，唯最后一句援引夫子之言以佐证之。夏商周三代之教育只在贵族阶层进行，平民无权接受文化和教育。自夫子才首开平民教育，提倡“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愿意向我交纳十条以上干肉充作学费，并正式拜我为师者，我没有一个不给予教导的。夫子早年习礼乐，中年体仁义，晚年好《易》理，这是夫子一生学术三阶段或曰修学三境界。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句话显然为夫子中年体会仁义期间之感悟：如果明白“仁者，人也”之理（初级之仁指人性，终极之仁指德性），就会明白“礼乐”只是社会和政治的典章制度之统称，它们需以内在的人心和德性为根基。如失去了人性与德性，这些礼乐皆成外在的、教条的、机械的、有害的、束缚人和压迫人的、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条文而已，礼乐需是人性与德性之自显与外化，它们才有润泽、温暖和启迪群盲之意义和价值。是故夫子由最初的崇礼好乐，进而探求这些礼乐背后之源，欲知其所以然之理，而逐步转向体悟人性与德性之内涵，标志着夫子由此前的文化学家（哲学思想家和伦理学家）升进为精通心性内涵的生命学家，也即由此前的外在的学统传承者升进为内在的道统传承者。
夫子教授弟子多为随机指点，见山说山，见水说水，无有定准。对外随弟子所问而给予解答，对内随自己之兴趣而借题发挥。夫子初年时兴趣在礼乐，故而谈论礼乐方面的话题就多一些；中年时探究仁义，故对仁义方面的指示就多一些；晚年于《易》理多所用心，故论述《易》理就多一些。我们可以根据夫子所讲内容而大致判断出，此话是于夫子什么年龄段所说。仁义之理多从人之角度和做工夫（修行与实践）角度，来洞察和体会人性与德性之内涵，《易》理多自本体—宇宙论角度和境界论角度，来洞察和体会心性内涵，其归趣虽一也，但角度不同耳。
夫子除了应答弟子提问和随机发挥之外，还有固定教材以授弟子，即著名的“六经”，当时称为“六艺”。此六艺源自周代官学，即教授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艺，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礼”：礼节（类似今日的德育教育）。五礼者，吉、凶、宾、军、嘉也。
“乐”：音乐。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
“射”：射箭技术。这五种射技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发之疾，瞄时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
“御”：驾驶马车的技术，指鸣鸾和、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种车马驾驭法。“鸣鸾和”：鸾、和皆车铃，谓行车时能使鸾和发出有节奏的鸣声。“逐水曲”：车马行至有曲折水流的地方，能“逐水势之屈曲而不坠水”。“过君表”：君表犹言君位，国君因会同、征伐或田猎在外，其所在之位必有标志物，凡车过之，当有仪法以致敬，即所谓过君表。“舞交衢（qú）”：据贾《疏》，衢，道也。交衢，交叉路口。驾车马行至交叉路口而驱车马转弯时，要能“应于舞节”，即要像舞蹈那样优美而有节奏。“逐禽左”：据贾《疏》，国君田猎，当自禽兽的左侧射杀之，故驾车驱赶禽兽，当便于国君自左侧射之。
“书”：指语言学和文学才能（书写，识字，作文）。“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数”：术数或曰气数之简称。《广雅》：“数，术也。”指通过学《易》，掌握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运动规律，即根据《易》理进行卜卦、历法、星占等所需之技术、方法、技巧等。
上述“六艺”因源自西周，曰“老六艺”。夫子在教授弟子的过程中，逐步总结出另一套六艺，以授弟子，特别于夫子晚年时，教授的几乎全是此“新六艺”，“老六艺”则逐渐淡出儒家。此“新六艺”为：《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六部经典。夫子终，七十二贤弟子分赴四方讲学，于是“新六艺”迅速地流散开来。但七十二大贤讲学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老六艺，而是以新六艺为主，老六艺为辅。新六艺是逐步地取代老六艺的，非一蹴而就。
此新六艺于夫子及七十二子之时，仍称“六艺”，延至战国之初，则改称为“六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乐经》失其传，学者多数以为其被秦火所毁，只剩五经，流传至今。老六艺包含的技术成分为多，新六艺包含的文化成分为多。依传统话语，老六艺乃术也，新六艺为道也。
历史延至春秋时代，箭术已经被赋予了很多文化与道统内涵，加入了修身习礼、陶冶性情等很多内容，不再仅仅是战场上的一件武器，而是演变为了射艺，既是技术，也是艺术。夫子此处所言“射，有似乎君子”，显然不是在讨论箭术，而是上升到了君子修养之艺术高度。此谓之“借术以悟道”，“借术以修道”，广义言之，即下学而上达也。此句字面意思是：箭术与君子，在很多道理上是相通的。
“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鹄”为多音字：读hú时，即天鹅；读ɡǔ时，指射箭的目标，即箭靶子。“失诸正鹄”：射箭失靶，没有射中目标。“反求诸其身”：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找问题之根源——我在射箭时手有没有抓稳？弓有没有拉满？有没有注意到风向？有没有瞄准？等等。通过反省自察来找出问题所在而改正之。同理，如果君子做错了事，或出了什么问题，他会习惯性地反求诸己，在身心内部进行一番深切省察。而小人之所以是小人，正在于他们从不会深切自省，总是把精力与时间用来找寻各种借口以推卸责任，或想尽办法将恶果转嫁于他人。
无论小人找寻借口、推卸责任是否成功，无论小人转嫁恶果于他人能否得逞，他只要有此动机萌发，只要有此念头生起，就已经失败了，就已经踏上了恶性循环之路，就已经踏上了“小人下达”的向下堕落之路。小人在向下堕落的过程中，生命会越来越黑暗，身心会越来越沉重，来自五蕴之烦恼会越来越强烈，心智会越来越昏聩，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与清净感等会越来越远离，相反，漂泊感、恐惧感、孤独感、深渊感、束缚感、无常感、渺小感等各种不良感受与负面情绪会越来越强烈而持久。这些不良感受与负面情绪越是强烈而持久，就越是让小人紧张与慌乱，越是紧张与慌乱，就越是病急乱投医、慌不择路，而出现夫子所言的“小人行险以徼幸”。如此，环环相连，因果相推，一路恶性循环下去，万劫不复，永难转身。佛家称此为“业报”：自造业自受报，自因自果。儒家称此为“天刑”：来自上天的惩罚或曰来自天性（良知）之惩罚。
此业报，此天刑，皆为心性本有之自律性所含。心性之自律，本身就含摄着自赏自罚之义。若无赏无罚，何谓自律？自行车在骑行时，有一条看不见的“中线”或曰“动态的平衡线”，使其在骑行过程中始终不倒。那条无形的“中线”或曰“动态的平衡线”，可比喻为“中庸之道”。“君子而时中”：即君子不做太过或不及之事，始终能自如地驾驭那条“动态的平衡线”。小人则反之，不是过之就是不及，不能“发而皆中节”，不能“深造而自得”之，在“失诸正鹄”时，不善反省或拒绝“反求诸其身”。小人们之所以如此不爱“慎独”，不喜“修身”和“正己”，探其根源，皆因全然不知“业报”或曰“天刑”之威严。
《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网”：天道如网，比喻心性所含自律性之奖惩、赏罚无远弗届，涵天盖地。“恢恢”：宽阔广大的样子。“疏”：网眼很大。整句释义为：心性所含之奖惩、赏罚，貌似无形无相，疏旷无用，实则无远弗届，涵天盖地，执法严谨，绝对公平，断不漏失。如果小人或曰凡夫，能真实明白业报之威严、天刑之公平、天网之疏而不失，那他们是断然不会肆无忌惮的，是断然不会拒绝仁义的，相反，他们会争先恐后地向往良知、追求仁义。如有人试图阻止他们，他们会克服万难，奋发有为，直达“止于至善”而后已。怎奈小人就是小人，凡夫终为凡夫，心智昏聩，感官迟钝，思维混乱，患得患失，令圣贤们无限悲伤、千古嗟叹。
所有的解脱，所有的觉醒，所有的良知萌动，所有的道德复辟，皆源自“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然，然，然，夫子折骨取髓之呐喊，如来滴血泣泪之叮咛，两千五百年来，有几人相应之？有几人感通之？有几人惕厉之？复有几人克守而践行之？业障之厚重，习气之顽劣，诚如是耳。
（第十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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