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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二）最后介绍周公。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其最初之采邑在周（今陕西省歧山县。周朝建立后受封鲁国，为鲁国开国国君），爵为上公，故称“周公”。西周初期的周公因在政治军事、思想教育等领域皆有十分杰出之造诣，故被后世尊为“元圣”。
周公一生的功绩可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编订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典章制度（类似于后世之宪法），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
据何尊铭文记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位置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中心建都的设想，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于此建设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摄政的第五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城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十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鄏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的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周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让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成王前往新邑。在洛邑建成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了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其从，耻其行而不见其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主持制作了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武舞《酌》，加上武王所作的武舞《象》，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yù）”——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予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或更早确立）。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的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并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成王派召公主持营建洛邑、周公去视察时所作。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周公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之路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在文化上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治国理念，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如《金縢》《无逸》等。周公对《易经》的创作也有贡献。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周孔”，或将孔子、颜回并称“孔颜”。直至北宋前期才将《孟子》上提到与《论语》并重之地位，自此始有“孔孟”并称和“孔孟之道”之语。
周公制礼，是周公一生中最主要的功绩之一。礼制发源极早。“礼”字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据《说文解字》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由是判断，最初的礼只是人们祈求鬼.神的特定仪式。周公“制礼”则是为了满足安排祭祀秩序的需要，根据血缘关系和等级身份，分别制定尊卑之间、长幼之间、亲疏之间各自不同的行为规范。周公之“礼”，把礼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淡化，从规定不同身份的人等应该遵行的礼仪出发，最终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依据和标准。
孔子曾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初的礼乐是沿袭夏、商而来的，不过，在周初，其由以周公为首的西周贵族和士大夫（知识分子）集团陆续加以厘定、增补、汇集、升华，渐渐系统化为法定的国家制度。《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夏商的礼乐主要用于敬神和庆典。《荀子·礼论》云：“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过周公修订的礼乐，则主要用来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宣扬道德理想，与其说周公制礼作乐，不如说周公对殷礼进行了一番深化和系统化，以适应新生政权行使德治（以德治国）之需要。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仅仅是改造殷人的祭祀典礼和置换典礼所用之乐歌，而是涉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近代学者王国维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这些不同于殷人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定是周公制礼作乐时亲手制定，而是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但是周公在摄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奠定了周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作为“人情所不免”的音乐，本就是随人类文明而发展的。在中国，如果从贾湖骨笛形成完整音阶算起，乐（含音乐和乐器）在中国至少有九千年的发展史。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多种功能性意义，但乐作为礼制之用途而处于如此突出的位置，的确应从周公始。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音乐与礼制相结合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之后，也就成为了“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所谓乐分礼与俗。由此来看，周公乃是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之先河者也。周公制礼，着眼点不限于诸侯，他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