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社会治理要依赖法度，“法”不在“守”而在“行”，法度严明不在于制度规定的苛细僵化，而在于对人自身价值尊严和内在道德律的维护和保卫。唐山暴徒肆无忌惮当街行凶引发全网哗然，就是因为这种行为挑战了人自身的价值尊严和普遍道德，触动了民众最起码的安全感。这样的暴徒暴行提醒我们，社会治理不只靠法条规定，也不能主要靠站街的警察，还要靠什么？靠社会对“天理、天道”的敬畏，靠生而为人内在的道德感。《察今》主张“变法”，那“法”为啥要变？变法的依据是什么？笼统地说，“法”的背后应该有“道”。让这个社会天理昭然需要以道治天下，文化昌明的时代需要有道者的引领，让民众生活在一种大道无形、法相森然的庄严感之中。
《庄子·德充符》篇就讲了一些有道者的故事。郭象注解：“德充于内，应物于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而遗其形骸也。”人内心德行充满，必然吸引气质相投者形成独特群体，展示某种精神特质。一些有道者的德行和精神气象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功效。因为有道，他们的心灵境界很高，形成强大的能量场，自然会“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德充符》中孔子顶礼哀骀它的故事尤为典型，这要从鲁国的国君鲁哀公遇见的一件奇事说起。
鲁哀公问孔子说：卫国有个难看的人，叫哀骀它。男人乐与相处，女人甘愿做妾，而此人却无钱无权且长相奇丑。我感到奇怪，就把他招来，想看个究竟。与他对话，也未见高明，他只是附和别人的意见而已。然而与之相处不到一年，我就非常信任他，想让国给他，他却不辞而别了。这是个什么人呢？
是啊，这么玄乎，这是个什么人呢？哀骀它，这名字就很怪，怎么解释呢？古汉语“哀”主要是“怜悯、可怜”之意；“骀它”应该是“橐它”谐音，古意指“骆驼”。原文说他“以恶骇天下”，意思是长相丑得吓人，名字意为“可怜的骆驼”，大概是外号，跟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的名号类似。反正这人就是个丑罗锅，让人一看就会产生哀怜、恻隐之心。但让人称奇的是他的魅力，男士们见到他一个个乐不思归，女士们跟他接触后会回家去和父母吵架说，与其嫁给别人做正妻，不如嫁给哀骀它先生做小妾！而且这样的事绝非个别，据说已闹过十多起了。这些人到底喜爱他哪点呢？真是个谜。而且庄子在文中还特别强调，这人无才干、无权势、无财产、无声誉、无学问，可那些男女老少就是喜爱他，他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
孔子给鲁哀公解释了两点，一个是“才全”，一个是“德不形”。
孔子是这样说的：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才全而德不形？我们听不懂，鲁哀公也听不懂。孔子给鲁哀公是这样解释“才全”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大意是说，人生际遇本非人力可为，就不要让事物变化和天命运行干扰心智，这才能保持心智灵明、通脱、和悦，从而在时序流转中与促成万物保持生生不息的生命境界，这样的共生互动和交流可以让人内心随时运而感发生机，这就叫做“才全”。汉字字源的“才”是指草木萌生，因而“才华、才能”其实就是创造的能力，哀骀它的“才全”表现为让所有人都能够感发生命的原发动力，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感。
关于“德不形”，孔子解释说：“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人的德行是成就万物和谐共生的修为，德行不显露于外，是说事物品性和事物本体是不能分离的。儒家这一思想在《中庸》里表述为“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是事物的本质、道理和运动规律，是从事物本体上抽象得来，因而存在于普遍存在之中。
这基本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和”文化的精彩演绎，也是现代国家治理追求“和谐发展”理念的生动呈现。
和谐发展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是社会治理的最高理想，而这样的理想政治状态只靠想当然的法制规定性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政治形态违背了人类精神向往的文明特性。
首先是人文性，就是人贵为“万物灵长”的价值感的觉醒。
其次是生态性，就是人对自身与万物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的体认。
再就是道义感，就是文明人给予自己行为合理性的神圣感、崇高感。
人类精神向往的文明特性是无形无相的，哀骀它表现的“才全”具备了对有情世界万物和乐生机的深刻理解。《德充符》中讲哀骀它并不提出任何高明理论，“常和人而已矣”，奥秘究竟在哪？附和别人有啥稀奇？这里包含“和”的要义，真诚倾听，顺势而为，随即引导，反而容易让让人找到生命的方向和生活的意义。
“德不形”又包含着社会治理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认知。战国尸佼有言：“祸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在坏的苗头出现时就予以消弭，这才是高明的治理。当然，《墨子·公输》又说，“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要是追求个人荣名，那就最好是把事情闹大，整出动静来再去解决，才好显示霹雳手段。这就算不得有道者的器量了，如果把力气花在严明法纪上，内含逻辑就是“犯事了会受到惩罚”，是外部力量的压迫，是“不让干”，而不是内在道德自觉的“不想干”。而且，制定法条还包含对人性没有信心对人不信任的“算计”意味，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环境到处挂满“十不准”“七注意”“九条红线”“十三项规定”之类的东西，自觉遵守的可能必然变小，社会治理的成本必然增大。
古代先贤为什么一定要倡导“德不形”呢？因为德行不是说教，社会治理可以有道德模范，但最好别鼓吹道德标杆。自然运化和社会发展是动态复杂的多元生态系统，心怀敬畏顺应天道才能“参赞天地之化育”，所以，“才全而德不形”正是道治天下所需的精神气象。
吕仲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