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中庸》从整体上论述天人关系和中庸之道，以下是对中庸之德的具体发挥。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谈到具体的东西，《中庸》把“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舜其大知也与！”一句话把智区分为大智和小智。在《解论语》之《两种层次的人生解》一文中把自我区分为有限自我和无限自我的区别；有限自我是浸沉于现象中的存在，无限自我则是扬弃了与客观现实对立中的被动性，自己实现自己的自为存在；大智和小智正是人这两种不同存在的主观原因。智、认识、意识发生作用的地方是在它们有个现实的对象和他们对立的地方。现实对象也自身区别为对立的两面，在人的本性方面有善、恶的对立，实在的事物也区分为对立的两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是作为两端的统一之感性的表象；用这感性的表象代替对立面统一的辩证思维是与人的本性和实在的事物并举合一相一致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也始于此；也因此，“中”这一感性的表象成为儒家认识人性和万事万物的原理、根据。——《中庸》第一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这一感性表象作为原理、根据是过去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它的缺点是其感性直接性的缺点，缺乏属于精神、属于人的特有形式。自我意识和精神的无限性所包含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还不能进入古老的精神世界。因此，尽管古代社会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对精神世界的整体认识、有系统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也因此，这种认识、对精神世界的反思直接走入了人性的表现：善与恶的对立，或者，进入活动所直接面对的感性现实、实在。它们的相互过渡和统一就是“中”这一表象作为原理、根据的表现。由此一方面产生实在、自然世界的迷信，另一方面，在人类活动的认识上，也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实在、现实只是在和意识对立的感性直接性形式中，没有社会实践过程给予它们的自己独立的客观形式，因此达不到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在积极的方面，可以认为儒家是在“中”这一具体统一形式中展开对人性的认识，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也是在具体形式中表达的。孔子谈舜的大智，并不直接说明这大智是什么，只是说舜实际上做了什么。“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孔子只是说，这些，没有大智慧是做不到的。对比那些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的人，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能期月守者，普通人不能守中，心随物变，内无所主故也。有志于学，心念至善，以诚求之者，则有孔子弟子颜渊——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若舜之大智，则融会贯通，应变无穷者也。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它们都是中庸之一种形式，而中庸是它们的统一。人们的实际发生的行为可以是一样的，一样的行为也因产生行为的原因而区别。另一方面，原因是一样的，表现可以完全不同。这体现在子路问强一章中。强，就是我们特有的质，是我们特有的本性，是在我们的自我中起作用的东西。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强的表现各有不同；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真正的强者是两者合一于一身，“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对于孔子自己，“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心存至善，不断自我提升就是修身之要。“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朱熹说：“此中庸之成德，知之尽、仁之至、不赖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犹不自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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